7月初，浙江省出台文件提高高温费标准。然而，这份文件在众多的非公企业面前犹如一纸空文，因为它没有强制性，杭州市只有不到一成的非公企业发了高温费，并且还发生了员工因索要补贴被辞退的事情。能享受到高温费的是吹空调的白领，而在炙热阳光下操作的工人却拿不到高温费。(见8月13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杭州的高温费窘境，是当下各地的一个缩影。说起防暑降温的法规，1960年7月1日由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一“暂行”就是47年，已明显与时下的现实状况脱节，因而受到各方质疑。但我们的其它法律并不是没有相关规定，比如《劳动法》规定，在高温季节，用人单位有义务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具体形式包括：调整工作时间，错开高温时段；工作场所安装空调、电扇；发放高温费；为员工提供饮品和药品等。我们的其它法规也一直强调，防暑高温上不许搞“双重标准”，只要单位与职工建立了劳动关系，正式工、临时工应一视同仁。遗憾的是，这些法律规定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就像某些其它法规的命运一样，只要涉及到权益博弈的，如果没有强制性要求的，基本上会无疾而终。

　　某地劳动监察部门曾表示，并没有收到过因企业不发放高温津贴而引发的投诉。而事实上，高温费的命运如同加班费的命运———法律规定劳动者加班应该依法获得加班费，而实际上，当用人单位想方设法回避加班费的时候，怕丢了工作的劳动者不敢去理直气壮地讨要自己应得的加班费。试想，连加班费都没几个人敢要，还有谁敢要高温费呢？

　　还有，每年临近暑天，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部门都会联合下发一个“做好高温防暑工作”的通知。按说，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行政执行力，如果企业不执行并引发负面影响的话，有关单位领导将承担行政追究责任。可问题是，当国家法律法规对高温防暑缺乏强制性规定时，靠这个在法律层面上效力更弱的规范性文件来唤醒企业的自觉守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高温补贴是企业职工的一项福利，用工单位必须在工资以外额外支付。那么，为什么高温费也沦为与加班费同样的命运呢？在我看来，是“重资本轻劳力”的无奈现实所致。在劳动者权益与企业利益之间，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力保障，企业一方的选择自然会倾向后者，是否向劳动者支付高温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的良心。

　　不少城市今年调高了高温费，人们期待着这能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得到应得的补偿与关照。但就现实而言，一些地方的高温费成为一个画在纸上的馅饼。

　　高温费与加班费殊途同归的命运再次告诉我们，政策法令所规定的劳动者权益不会自动地从纸面上落到现实中，它必须靠强有力的执行、监督与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