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王路，这条从路桥两大繁华街道之一的富仕路派生出来的小巷子，在路桥人的记忆中非常深刻。随便拦下一辆人力车，告诉车夫去“自行车行”，他们就会熟稔地将你拉到这里。十几年来，这条巷子一直经营自行车买卖，为路桥人所熟知。

　　行走在这条宽仅5米的小街上，不同店名的自行车、电瓶车铺映入眼帘。此外，这里还可以见到路桥当地非常普遍的日用品经营店——路桥号称全国最大的日用品市场，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和经营一直红火至今。

　　就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小城，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是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观念转变的痛苦挣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小城里上班的张士友没有看到当天关于这个大会的报道。

　　仍然在车间“锻炼”的他，在当年12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已通知，明后二天停产。”22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仍在忙忙碌碌，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休息着，如今休息在家，很安心，什么也没有牵连。工作很单调，上班落好布就没事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直到三天后才传到路桥小城。1978年12月25日，张士友才在日记中写入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当时也不知道这次会议能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张士友回忆说。

　“1978年12月25日，星期一，雨。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简报已出。着重指出，从八九年开始，全党的重心工作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真鼓舞人心，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愿，号召干部、党员、人民，要学经济、学科学、学管理，我坚决拥护，坚决响应！”——1978年12月25日日记摘录 　　　　

　　儿子借了20元钱偷偷做生意

　　然而，十一届三种全会真正解禁的思想观念，并没有这么快影响到这个东南小城。张士友也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搞市场经济，不再会被人“割资本主义尾巴”。

　　到了1981年，大儿子张红卫初中毕业后待业在家，看着周围一些人开始搞起小经营，也很想做点小生意。知道身为厂长的父亲绝不会同意他这样做，只好暗中向母亲王桂芳借了20元钱，在母亲的帮助下，“去市场里买些零散的布，然后回家用缝纫机做成小背包，到市场上卖。”张红卫回忆说。

　　“他那个时候死活不同意的，哪里敢告诉他啊！”王桂芳回忆起当年那段往事，仍然对老伴心存抱怨，张士友则在一旁乐呵呵地笑。他回忆说，儿子做了一段时间小经营后，他才发现，但“为时已晚”。

　　妻子、儿子都在家做小经营，张士友只好将家里的家务全部包下：买菜、烧饭、洗碗，但绝不插手帮忙——没法制止，但绝不参与。

　　直到1988年，固执的老张仍然无法接受儿子“做生意”的想法。

　　那是1988年3月23日的中午，张士友正在楼上睡午觉，小儿子张红坚一脸忐忑地跑到他跟前，“爸，帮我借二三千块做生意吧……”

　　“什么？做生意？想都不要想！”一股怒火从心底窜处，张士友一口气回绝了儿子。

　　“别人都在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做？”儿子还想继续争取。

　　“别人是别人，你爸是厂长，教育别人不做都来不及，你让我在别人面前话怎么说得响？”才20岁的张红坚只好忍气吞声地出去了。

　　5月4日，老张又在日记中写道：“红坚还想做生意，他这一着棋是走错了，子大不由父啊！”

　　当时，社会上出现一些“万元户”，让许多人“眼红”，很多在工厂里上班的职工也偷偷摸摸地干起了第二职业。儿子要“下海”让张士友很生气：“现在办厂经商很吃香，可那时候还是属于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

　　1992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文件中，公开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确定了下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张士友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的女婿和儿子都在家里办厂，生意比他当集体厂厂长时好多了，“现在生活跟过去比起来，是天地之差，这都是托改革开放的福。”张士友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