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5月27日讯(通讯员 万晓玲 马少华)近日，由浙江省社科联和浙江省经济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承办的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理论研讨会在杭州举行。针对当前最热门的浙江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多位报告者将视线聚焦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没有企业家的企业”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金祥荣教授在报告中称，他最近研究的结论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为公民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情况下是难以完成的。

　　“为什么浙江在2000年以后用了几乎30%的精力，放弃国内的大市场去发展外贸？我们在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这样高的外贸依存度。”金祥荣说，原因不外乎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及出口能提高管理效率，但最重要的是，当时国内市场存在的某些不良习惯，也是浙江企业向外发展的原因之一，这就牵涉到深化体制改革的问题。

　　但是，过高依赖于国外市场，不需要创新冒险，只要完全跟随，往往会令企业变成“没有企业家的企业”。“在1995年左右，我们在浙江某个小县城调研，外向型经济导致的结果是他们的企业平均利润只有5%到6%左右，但实际上在当时，一个地方没有30%的企业平均利润，是不可能实现原始积累的。”金祥荣说，简单的制造和出口腐化了企业的大脑，会影响经济转型升级。

　　服务业需要解放

　　浙江树人大学副校长郑吉昌教授在报告中说，现代服务业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是经济的黏合剂。因此要正确处理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

　　郑吉昌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服务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现代服务业领域蕴藏着可观的潜在能量，问题是这些潜在能量至今仍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国有垄断体制所束缚、所压制，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仍被当作“官办事业”而不是作为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

　　因此，要深度拓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着力啃四个“硬骨头”：第一个“硬骨头”是“垄断性”：把服务业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硬骨头”是“事业性”：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社会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等。虽然在统计上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但并没有完全按照服务业的理念和模式来动作。

　　第三个“硬骨头”是“意识形态性”：把不带强烈意识形态的服务业谨慎剥离出来。

　　第四个“硬骨头”是“行政管理性”：把服务业从政府现在的一部分扭曲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剥离出来。政府担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但是，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普遍存在着政府职能的“越位”和“错位”现象。比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行为，实际上是政府替代了中介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功能。

　　危机下的动力

　　另一位报告者，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祖强副教授则说，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我们全面反省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在客观上造就了浙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倒逼机制，改革的战略思维需要拓展、提升和明晰化。

　　改革开放30年实践表明，浙江的经济体制是有活力的，能对市场信号的变化自主、灵活地做出反映。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要素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育相对滞后，尤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浙江只有在高端要素市场、创新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从体制上保障转型升级总目标的实现。

　　浙江要率先走出危机、继续走在前列，就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浙江引进和利用外部的高端要素、创新要素和紧缺要素的能力，为保增长、促转型提供要素保障。无论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都要求把资源配置到那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产业和企业，使结构变迁、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就要求政府降低要素跨部门、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和行政壁垒，建立经常性的优胜劣汰和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机制，进行市场化的兼并或重组；否则，就很难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更不可能建成现代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