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按照中央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各地正集中换届。一系列信号显示,在此过程中,官德成了一个重要“砝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不过关、一票否决”,得到了反复宣示。
在浙江、河北、湖北、陕西、广东等地,一项针对官员的德考正在进行。这项被称为“反向测评”的评价机制,在考量干部道德表现时,试图用更为清晰的量化指标,对干部道德表现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
然而,各地逐步细化的官德评价办法,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不少花架子、很雷人的现象。官员德考,还有更科学的办法需要探索。
道德考察,很需要
【官员陷重门,官德遭诟病】
案例——
江苏溧阳卫生局长谢志强因为不懂微博内容是公开的,在微博上把自己与情人约会调情的内容“直播了出来”,引发网络围观潮。谢志强因为此事而被撤销卫生局长职务。
在广州,白云区新市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宁也因为网络上裸体聊天照片,被网民笑翻了天。其已被区纪委谈话提醒不论在任何场合都应注意个人形象,检点个人行为。几乎同时,湖北襄阳樊城区法院院长与该院女纪检书记在宾馆开房的视频也传遍网络。目前也在接受组织部门调查。
在法治社会,考察官员的道德,究竟只是一个口号,还是有着实际的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的信任度。在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正蚕食着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
网络上曾流行一则段子,称现在的一些官员是“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讲话越来越长,真话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低;年纪越来越老,情人越来越小。”描述未免夸张,却也映射了少数官员的道德状况。
从去年开始,不断有地区在考察干部时,将官德作为重点考察项目,还探索实施了干部“四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考察方式。及至今年7月开始的新一轮地方官员集中换届,考察官员道德更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两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翠华社区主任徐海红有点忙,除处理好社区的日常事务,还参加了几次对市、区组织的考察领导干部的测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干部考察要她少谈成绩,多提“缺德”内容。
“刚拿到表格时,我还真不习惯:呀,怎么要给领导挑毛病?”那天,徐海红拿到一张台州市对椒江区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德的考核考察评价测评表,其中列出了15项反向测评指标,如“不敢坚持原则、做老好人”、“闹不团结”、“追求轰动效应,热衷搞形象工程”、“对个人名利得失比较计较”、“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不注意自身形象,有赌博等不良行为”等。
“给领导干部打分、测评,过去10多年里我已经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但今年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方式的测评,感到很新鲜。”徐海红说,平时工作中,有些干部的确会有一些小毛病,比如工作时不太尊重组织作出的决定,喜欢唠唠叨叨。但是,以前考核时很难体现,别人也不好说。“这次考察,如果哪个干部有这些情况,我就毫不犹豫地‘打钩’。”
怎么考察,有学问
【花架子、虚招子,考德还需更务实】
案例——
早在2010年4月,四川省郫县县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郫县干部“三圈联考联评”实施办法》,其中除对干部工作和学习的考核外,还增加了对其8小时之外生活圈的考评,干部的品德表现、居家表现、邻里关系以及生活作风都成为考核内容。也就是说,在干部提拔前,小区门卫、社区干部、邻居和家人都将成为考察机关的访谈对象。
江苏省沭阳县也有“创新之举”——对96名乡科级“一把手”进行年中考核,首次将“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情况列入其中。一些地区也快步跟上将“是否孝敬父母”的道德指标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
在湖南邵阳,干部提拔公示期间,家长和配偶要分别介绍其家庭道德表现情况,出具家庭道德鉴定书,给予优秀、合格、不合格的等级评价。
……
旨在细化、量化的道德考核,在一些地方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反效果,令舆论哗然。考核新招可谓五花八门,更有网友评论“地方考核干部德行新招频出,有的令人哭笑不得”。虽然如此,在探“奇”之余,这种现象的涌现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看了这些新的探索措施之后心情非常复杂,这些尝试反过来说明了“我国个别干部的道德沦丧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杨建顺认为,对干部道德考核方法进行创新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很多都是“花架子、不讲究实际的做法”,“这些新的尝试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将小区门卫、社区干部、邻居和家人都被发展成了访谈对象的话,那么很多城市居民都可能不合格。因为其跟小区门卫、社区干部等都不熟,这些访谈就失去了意义,入户调查还存在侵犯了个人的私人空间之虞,须有法律的相关授权。尤其是把干部考察权重的百分之二十放在这里是很不合理的”。
在考察官员道德成为共识的前提下,如何考察,已经成为一项课题。
一些地方,正在试图将考德的笼统概念进行指标显性化和具体化的努力。
在西安碑林区,2011年换届中,政府部门根据评价主体的知晓度和关联度,对原有的4类12项指标进行细化和完善。如将“职业道德”中的“开拓创新”指标细化为“深入基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注重创新”,将“社会公德”中的“热心公益”指标细化为“有爱心、有善心,积极参与捐款捐物、扶贫帮助、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方便各类评价主体进行评判。
在另一些地区,干部道德考评以“民意否决制”的方式实施。
据了解,吉林省白城市对拟提拔领导干部的考察人选,在全面考察前,由群众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民意测评,赞成票在50%以下的人员,取消拟提拔资格;干部试用期满一年的,再一次实行“民意否决”,群众满意率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免去其试任职务。
“制作评价指标体系意义非常重大,但是这种指标须有很大的科学含量,不是拍脑袋或者随意请几个专家弄个几十条几百条的就能作为一个评价体系。”杨建顺认为,“官德”界定需要紧密结合公务员法,由于道德的规范比较空,如何判定,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衡量判断规范。“应该建立一个在专家论证、标准细化、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之上的评价机制,同时要强调分类研究、分别适用,指标不能一刀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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