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生长发育中心门诊的家长。

　　早上八点多，我赶到浙大一院余杭院区的时候，王春林的诊室外，早已排起了队。“号子老早没了”，护士这样说。

　　这是太常见的场面。生长发育中心的门诊号永远是满的。来这里看诊的孩子，十有八九是来看身高的。

　　一个多小时前，王春林就已经开始接诊了，“有些时间啊，我治疗的是家长的心病。”王春林这样和我说。

　　王春林是浙大一院的儿科主任医师，他的专家号真是一号难求。

　　我看到在等诊的家长人群里，背对背比身高是他们最常做的动作，而吃什么能长个儿是他们最爱聊的话题。

　　也有妈妈逼问医生：为什么女儿身高从三个月前的122CM反而变成了121CM；也有13岁的男孩宁愿每月打针，冲刺可能长高的1~2CM。

　　我跟随了王春林医生就诊一天，试图记录疫情下形形色色的关于身高焦虑的家庭故事。（9岁女孩为打“性抑制针”，大半年花了近十万）

　　五一门诊爆满

　　医生：肥胖和性早熟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在诊室外，我碰到了小唐，他是众多求诊者中的一个。小唐今年十岁，胖墩墩的，很可爱。

　　5月2日早上7点，舍弃了假期和睡眠，小唐一家驱车一小时，从家里赶到了这里。因为之前没抢到号子，他们只能抢在8点之前现场加号。

　　生长发育门诊和其他儿科门诊同在一条走廊里，走廊外有一排长椅，但都没什么人坐着。家长们都扎堆站在门口，左手攥着病历本，右手扯着孩子，伸长了脖子盯着门口的助理医生叫号。

　　这是王春林专家门诊的常态。浙大一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自2014年成立以来，从一开始上午下午各放30个号，到一天放100个号，再到一上午连着加号放100个号，无论放多少号都会被迅速挂满。

　　王春林和我说，他自己也从一周一次坐诊，变成了一周三次坐诊。而助理医生说得最多的话是“等一下”、“下一个是你”。

　　家长们的神态则大体相似，做完检查的家长偶尔还会和轮到号的家长发生冲突，只有看过医生后，他们部分绷紧的神经才会松弛下去。

　　前几天，小唐就来测过骨龄，那时血检结果还没出来，门诊医生建议等出来后复查一次。他看上去有点胖，鼓起的肚子把蓝色的T恤顶起，T恤的袖子紧紧地箍在胳膊上。

　　唐妈觉得这是孩子饮食不科学，以及缺乏锻炼造成的。检查结果也证实了她的判断：一切正常，只是需要减肥，规范饮食即可。

　　王春林在劝说家长不要打生长激素。

　　从医院出来，小唐全家就决定跟着刘畊宏跳操。

　　小唐走了，小陈进去了。

　　“和去年相比身高没怎么长，体重却长了5公斤。”王春林主任这样和他说。

　　小陈比小唐小1岁，但比小唐还要圆上一圈。去年小陈来看病，王春林的建议就是减肥，结果今年反而更重了。坐在门诊的小陈身高145CM，体重却有52公斤，人中长起了一层小胡子的绒毛，这是早熟的症状。

　　“平时要少吃主食，多让孩子运动。”王春林向陈先生和他爱人嘱咐，目前身高的问题不是最大。

　　小陈全程没说过话，他左手捏着半块早上没吃完的蛋糕和一袋零糖酸奶。诊室里，陈先生话音提高，数落着小陈：“刚刚医生的话听到了吗？叫你少吃。”离开诊室时，陈先生对爱人说：“也不能全怪孩子，这疫情断断续续，孩子经常呆在家里也不锻炼，不胖才怪呢。”

　　据王春林的观察，疫情之下，变胖变早熟的孩子数量有明显增加。

　　孩子们因疫情断断续续居家，王春林分析，在学校吃饭锻炼还有章法，在家里很多作息和饮食就乱掉了，而且家庭的伙食营养太好，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王春林和我说，疫情让亲子相处的时间更多，一些父母关注的重心愈发倾斜在孩子身上。所以，很大程度上，生长发育门诊不仅医病，更多的是在医心。

　　比如赵敏一家。

　　2020年的暑假，每年都会计划出游的赵敏全家被隔离长达一个月，女儿身上发生的任何微小变化，都被赵敏尽收眼底。

　　“没有毛病，看她久了，也看出毛病了。”坐在候诊区，赵敏撸起女儿的裤腿给我看，她觉得女儿的腿型有些许弯曲。“前年开始看生长发育，我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抛给医生。医生说没问题，我就放心了。之后我们每半年来看一次，不图别的，就看个心安。”

　　赵敏算是班上第一批带孩子来看生长发育门诊的家长，作为家委会的一员，她曾号召班上的孩子们都来看诊，尤其是那些发育过早或是发育不良的小孩。

　　现在，赵敏班上的几个愁孩子身高的家长，会商量该抢哪个专家的号子，仿佛只要走进门诊，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身高焦虑蔓延

　　家长：不想让自己的身高遗憾在孩子身上重演

　　一个上午下来，我观察到，来生长发育门诊看诊的孩子，十有八九是来看身高的。

　　焦虑从候诊时便开始了。两个陌生的家长拉着孩子比身高已是常规动作；一摞骨龄片子叠放在专门的袋子里，是家长频繁问诊的记录。

　　门诊里，有位妈妈一进来就提高音量对医生喊叫，大抵是女儿两个月前明明有122CM，现在反而矮了1CM。医生告诉她这并不符合科学规律，但这位妈妈坚持称自己不会记错。话音没落，这位妈妈突然从椅子上拽起女儿，把她放在了诊室外的身高测量仪器上，连续测了三次，都是121CM。

　　医生再三强调说不需要做检查，这位妈妈才悻悻离开。

　　这并非个例，而是接诊的常态。在王春林专家门诊一上午会看40个号，其中有十多个其实都是发育正常的孩子，但他们担心自己有“问题”，往往只是因为个子不够高。

　　张晨听邻居介绍后，抢到了王春林的门诊号。张晨夫妻和双方父母的身高都没过168CM，他们看到邻居打生长激素效果不错，也想给孩子来打。

　　“孩子的遗传身高就到这里了，现在他发育得不错，没必要打。你们再回去考虑考虑吧。”王春林劝道。

　　这种劝说也是常态。面对骨龄身高发育正常的孩子，家长依然会不满意，要求打生长激素。这时，王春林便会拿起桌上那张已经磨损得充满褶皱的身高年龄对比表，试图说服家长——“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激素呢？”

　　“我每次站在校门口接他，看到他个子只能排到他们班倒数第二，我心里就难受。”一位妈妈回答中带着些许哭腔。

　　这位妈妈也这样和我诉苦，竞争已经从过去的学习，发展到全方位的比较，其中就包括身高和容貌。而长高这件事，只有在孩子发育期间做努力才可能略显成效。“错过了生长期，以后再后悔也没用了。”这是很多家长的口头禅。

　　带孩子看诊的穿着厚底鞋的家长。

　　“我自己受过个子矮的苦，所以想帮他解决这个烦恼。”在张晨的心目中，她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孩子因为身高而自卑，也是弥补自己年少时因身高被起的“小豆子”外号，和上班时因频繁穿高跟鞋而造成的脚部损伤。

　　我看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家长带孩子来看诊时，大多都穿着厚底鞋或是松糕鞋，有些妈妈的头顶，只到孩子的耳朵位置。所以，涉及到身高，他们不会置身事外。他们的应对是，如果打针不行，那还有一条吃中药的路可以走。

　　有一名家长就和我说起去看中医的经历。

　　坐在中医门诊候诊区长椅上学习的孩子。

　　她托邻居买来了一个某知名中医的号子，300元一个。浙江省内其他城市的家长，都会开车几小时来这里给孩子开药。医院还为这些外地孩子专门开通了挂号的绿色通道，省得他们赶来时因为挂不上号空手而归。

　　相互间的攀比

　　孩子：“我想坐地铁时看到大部分人的头顶”

　　身高焦虑并非只是家长有，在一些孩子眼中，身高意味着力量，这正是青春期里，值得骄傲的资本。这也是我在这一天里感受到的。

　　刘栋今年初二，来浙大一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的专家这里打生长激素，是他自己决定的。

　　妈妈150CM，爸爸180CM，今年13岁的刘栋172CM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妈妈。测完骨龄，王春林预判，孩子目前发育的空间已经不足，刘栋便提出要打生长激素。

　　“即便打了这个针，最理想的效果也只是长高一两厘米。与其这样，你不如在学习成绩上多下点功夫。”王春林这样劝他，刘栋一言不发，直直地盯着自己那张骨龄的照片。

　　刘栋的妈妈告诉王春林：“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讨论很多遍了，孩子就是觉得现在身高不够，我们做家长的，不想让他有遗憾。”

　　刘栋的沉默，多少有着对母亲基因遗传的不满。刘栋是班上的体育委员，眼看着身边一起打篮球的伙伴都在迅速变高，他满腹的委屈都化作每周一次在墙上不断给自己划身高线。

　　“如果我个子矮，即便未来考上好大学，我也只是个普通人。我高一点，我人生就有更多可能性。”刘栋并不清楚长高具体能给自己带来哪些好处，他有两个念想：一是想在坐地铁时看到大部分人的头顶；二是班上有个子矮的同学在打生长激素，自己也不能落后。

　　刘栋这样的孩子，王春林也接诊了很多，最极端的一个孩子是个糖尿病患者。他在浙江多家医院看过生长发育门诊，但因为需要每天打胰岛素治疗。考虑保守用药，每个医生都拒绝了他打生长激素的诉求。

　　“结果这孩子前两天离家出走了。”王春林和我说，孩子接受不了自己刚过1米5的身高，产生了厌学情绪。

　　“这时候，我治疗的是他们的心病。”王春林说。

　　（文中除医生外，被采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