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29日讯（记者 何苏鸣 钱祎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站 陈洋波）北京时间上午8时，距离中国几千公里的伊朗天光尚暗。

　　哈米的一天，就从回复微信开始了。

　　“我的健康码是黄色的，社区要我在家隔离，凭什么？”

　　“尾款已付，商家却说无法按时发货，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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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条待回复的微信，来自他在义乌经商生活的同胞。

　　哈米——义乌市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的外籍调解员，56岁，已在中国生活了18年。2003年以来，他频频往返于伊朗和义乌，从事外贸生意。受疫情影响，他今年没有回义乌，可这位精通波斯语、汉语、英语、西班牙语、日语、土耳其语6种语言的“中国通”，生活的重心依然在义乌，“因为我是一名‘老娘舅’！”在记者打去的电话里，哈米字正腔圆地说。

　　在哈米心目中，“老娘舅”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意味着一种责任。

　　义乌是全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常住人员1.5万人，每年入境流动人员超55万人。在这里，除了最常见的商贸经济纠纷，还有因文化、习惯、信仰等差异引发的矛盾。现在，和哈米一样的“洋娘舅”，在这里已有30余名，他们中有商人、有留学生，也有企业管理者……他们发挥懂外语、会贸易、讲信誉的特殊优势，和中国调解员一起将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这些“洋娘舅”不仅是生意人，还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基层治理模式。在一次次深入参与调解的过程中，他们也在感受中国式治理的独有魅力。

　　第一次走进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外调委”），吉尔吉斯斯坦姑娘米卡的内心是抗拒的。

　　当时，她正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商务汉语，适逢外调委向周边学校的留学生群体招募翻译，老师鼓励她报名。

　　“有纠纷，去法院打官司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费时费力把人们叫到一起‘调解’？”米卡不解。

　　“调解，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传下来的智慧，到了现场，你一定会感受到。”老师坚持。

　　一场调解下来，米卡果然感受到了神奇的“东方魅力”：“从吵得很凶到笑着握手，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她觉得这事很有趣，背后一定有什么奥秘，一连几天往调解室跑。一次次看着调解员从唠家常开始，一点点安抚双方的情绪，从家里有几口人谈到做生意的不容易，再苦口婆心地分析法律责任，直至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签下调解协议书……她忍不住向外调委主任陈津颜申请：“我也想当一名调解员，行吗？”

　　做了一辈子调解工作的陈津颜，没有马上答应，却向这个好奇的姑娘提了个问题：“你觉得调解是什么？”

　　“和”——米卡在纸上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认真学过的这个汉字，“中国人喜欢‘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地利人和……调解，就是让大家‘和’的尝试和努力。”

　　陈津颜笑了：“明天就给你升国旗！”

　　国旗，“升”在外调委的会议室里。每当迎来一名新的外籍调解员，陈津颜就在这里放一面代表其国籍的旗帜。在他眼里，从2013年的3面，到如今属于米卡的第21面，数量增加的背后，是一场理念的跃变。

　　外调委于2013年设立。最开始考虑请外国人当调解员，是想请他们帮忙做翻译。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发现，外籍调解员与外籍商人之间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与思维模式，这种“以外调外”的方式更容易让外国人接受，便于打开僵局，提高调解成功率。

　　随着外调委的名声渐渐传开，愿意上门接受调解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成为调解员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陈津颜提到一个数字：相比2013年“洋娘舅”参与涉外纠纷调解只有不到20%，今年这一比例已达到近五成。如今，外调委制定的“招聘”要求越来越细致：懂3门以上外语；愿意定期接受培训；每月有一定时间参与调解……

　　饶是如此，会议室里的国旗仍不断增加，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墨西哥、塞内加尔、韩国……

　　“以前总有人不理解我，觉得这是没事瞎折腾。可我总觉得这事有意义。小了说，是减少诉讼，节约人力、财力与时间；往大了说，随着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我们乐意让外国人参与最基层的治理，这是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和从容，对吧？”陈津颜跟我们说着感受，更像是自问自答。

　　酷日当头的一个中午，2021年8月末。

　　商客如织的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冲进一位怒气冲冲的尼泊尔商人。他辗转两天，为的是到一间商铺讨个说法：“你卖给我的东西，颜色不对！”

　　原来，他买的饰品运到尼泊尔后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他认为罪魁祸首是颜色不正。

　　“这是故意找茬！”义乌商户不服气了，他记得清清楚楚，这单生意是网络下单，颜色是对方看了图片色卡后确定的。

　　听了事情的原委，尼泊尔籍调解员杰克笑了。快到尼泊尔传统习俗中的女人节了，姑娘穿戴的衣服饰品都必须是纯正的大红色。

　　“中国人不了解这个习俗，你订货时不把情况说清楚，看色卡又不认真，现在出了问题还来责怪对方？”他批评自己的老乡。

　　“这批饰品转到别的国家去卖，他们再重新订一批货，价格再优惠一点行不行？”转头，杰克又和中国商户商量。

　　“行！”误会解开了，两人都同意了杰克的处理方案。

　　语言、文化等不同，带来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涉外纠纷。“调解真的是一门技术活！”义乌市浙四医院的也门籍调解员阿马尔深有同感。

　　有一天，几名也门客商从义乌国际商贸城打车到社区，途中和司机聊天起了冲突，一时间双方情绪都很激动，差点闹进派出所。

　　阿马尔赶到现场后，一听就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司机热情地询问几名外国乘客的职业和工作情况，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司机对此一头雾水。阿马尔告诉司机，在他们国家，公开问别人的工作是不礼貌的行为。同时，他也替司机的“不知情”向乘客解释。

　　阿马尔说，在义乌的这些年，他的中文越说越好，也渐渐习惯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调解的意义，更有了另一番考量：调解不仅仅是以和为贵，也是和而不同。

　　这又如何解释？

　　“你看，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肤色，但我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追求。从这个基础出发，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我们客观公正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是不是和而不同？”阿马尔说。

　　亲身参与调解工作，让杰克、阿马尔等“洋娘舅”不约而同开始做同一件事：在自己的祖国推动建立类似的调解制度，鼓励自己的同胞遇到麻烦不要立刻报案，而是“先坐下来聊聊”。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知道真正的中国，也用上中国人的好办法。”杰克说，这些年，他对中国式民主有了自己的看法：民主，不只是价值观，还是方法论。哪一种民主是合适的，应当以治理效果来衡量。看它究竟是制造了问题，还是解决了问题；是制造了麻烦，还是解决了麻烦，“调解，是真民主！因为‘有事好商量’嘛。”

　　约旦人穆罕奈德，是义乌第一家老外餐厅“花”的老板，也是义乌市稠城街道词林移民事务服务站的一名外籍调解员。

　　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

　　因为这一段缘分，穆罕奈德成为一名正宗的“习迷”，习主席的每一次讲话，他都会认真听。让他惊叹的是，每次听完，都能在里面看到义乌发展的影子。

　　比如，习主席说：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穆罕奈德点开手机里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原来调解要面对面，现在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就能在线解决，这不就是互联网思维？”他说，前不久，一位外籍居民因为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惯与早睡早起的本地居民发生纠纷，就点开手机在线申请预约了“洋娘舅”，最终的调解也是选择了双方都认可的时间在网上解决。

　　再比如，习主席说，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穆罕奈德给我们介绍了一名来自尼泊尔的外籍调解员毕需努。

　　外企登记材料能不能有多语种版本？外国人能不能在义乌办理银行信用卡？外国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渠道能不能多一点……

　　今年以来，毕需努抛出去的一个个“能不能”，都有一个个相关职能部门把问题“接住”，还都解决了。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毕需努略带夸张地表达自己的心情，脸上是掩不住的归属感和骄傲感。

　　让毕需努这般自豪的，是他的一个新身份——外籍改革体验官。与已有的建言献策、监督渠道相比，外籍改革体验官的工作更深入细微，贴近生活的“柴米油盐”，而他们提出的建议，合理的都会被义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采纳。

　　借助这项制度，义乌邀请在义外籍人士共同参与城市建设与管理、推动城市现代化治理。除了走进城乡各地体验政府部门改革项目外，毕需努现在一有空就向身边的外国朋友们征集遇到的难题。

　　“作为义乌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毕需努等‘洋娘舅’的身份也逐渐向推动者、完善者转变。”义乌市外事办涉外管理科科长倪剑勇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外国人打交道。这几年，他感受到一种变化：原本遇到问题才会来“求助”的外国人，现在不仅参与到基层治理中，还乐意并且能够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推动社会各领域改革。

　　如今，穆罕奈德将自己的“花”餐厅，改名为“家”。

　　他说，以前生活在义乌感受到的是像鲜花般的美好，如今，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自己，在这里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他说，这份温暖，让他们老外不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