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挑战明显增多，稳预期从哪里破题

　　面对挑战，各地各部门助企纾困举措已密集出台，助力经济爬坡过坎。稳预期、振信心，还需在哪些方面破题？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史晋川。

　　记者：目前，经济主体的预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史晋川：我认为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是国际经济的走势。西方高通胀、美联储加息等，主要国家经济体的增速下降，必然会影响外需的下降，会对经济主体的预期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俄乌冲突的持续导致大宗商品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的主要原材料成本和国际运输成本上升较快，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很大，影响企业对未来市场环境和生产经营前景的预期。

　　三是防疫政策在区域间的不协调。企业供应链一旦断掉，再复工复产就会非常艰难。同时，随意加码极大地增加了企业对地方政府防疫政策高度不确定性的担忧，严重打击了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不太愿意复工复产。

　　四是各类经济主体预期相互影响。经济的急速下行对就业造成了很大冲击，导致居民对于未来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担忧增大。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消费需求的内生动力不足，反映在企业经营中就是销售不畅，再和企业成本上升交织在一起，就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预期。

　　因此，要实现“两稳两保”目标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稳预期，要千方百计防止经济主体短期的不稳定预期演变为长期化。

　　记者：目前各项政策利好，但市场信心仍需提振。各级政府接下来要怎样精准发力？

　　史晋川：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出台更加科学精准的防疫政策。要在国家层面严格监督地方政府慎用“停工停产”的防疫措施，要加大力度协调可能影响地区间交通运输、旅游等物流人流等主要方面的防疫政策。要从区域的角度做好协调，省市各级政府也应该更好地在相应的区域范围内尽快加强防疫政策的全面协调，尤其不能轻易实施“停工停产”的防疫措施。

　　其次，要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企业的获得感。比如当前减税降费政策，处在停摆边缘或已经停摆的企业很难享受到政策红利，它们就没有获得感。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水平实施的强度和速度也有差异，真正落实到更多市场主体还需要时间。

　　一是建议以减税降费为主的政策要加大力度继续实施，同时要出台新的政策举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补贴，要尽快加大对中小企业直接补贴的力度，扩大中小企业享受直接补贴政策的覆盖面；二是建议进一步延长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各种财政优惠政策的期限，比如社保的缴纳，缓缴期限应该延长；三是建议加大用财政政策刺激市场需求的力度，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结构出台不同的政策举措，比如对于低收入群体，各地政府发放日常生活用品和生活服务业消费券，并根据消费券使用情况配套现金补助；对于高收入群体，对购买汽车、耐用消费品推出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另外，金融政策的出台要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实质性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让它们在金融市场上得到更多资金支持。

　　政府中长期政策的重点，应是重新理顺政企关系。

　　要全面深化改革，善待民营企业、善待社会资本。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不能因为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而发生变化。

　　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是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三是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民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促进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

　　记者：您如何预测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史晋川：5月开始呈现出逐步筑底的态势，预计到6月份逐步回归常态，并有一定的缓慢上升。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主要取决于以下前提条件：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不再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和冲击；二是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三是已经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持续发力，同时保持后续政策出台力度，并使政策效应更好显现出来。

　　宏观经济运行若能满足这些条件，预计今年三季度的经济应该会有进一步持续增长，保持相应的经济增长势头的话，下半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在6%至7%之间，全年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4.5%左右，这一判断同IMF的经济预测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