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水是观察区域发展的窗口，是反映社会矛盾的镜像。

　　2013年，面对水质性缺水与水污染严重双重挑战，浙江下定决心在全省范围启动“五水共治”。绍兴市委市政府顺势而动，作出“重构绍兴产业、重建绍兴水城”的战略部署。这一年，35位市级领导包河治水并迅速发展为河长制，成为全省治水进程中最鲜明的制度设计。

　　数年来，河长制在绍兴不断深化完善：5557名各级河长、1920名小微水体河长、3799名各级湖长，足迹遍布从河、湖、水库到沟、渠、溇塘的每一个角落。河长们以抓治水来促改革，梳理人水关系、政企关系，化解利益纠纷、矛盾纠葛，确保社会安定、基层稳定。这是全民治水的宏大篇章，也是轰轰烈烈的基层治理社会实践。

　　这场实践中，“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成为鲜明的特征。这是“枫桥经验”的要义，也是河长制的精髓。

　　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努力引导最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市委书记马卫光说，在“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正不断创新发展河长制，以此不断探寻基层治理的密码，激活基层组织神经末梢，开创社会治理的新局面，实现“河长制”向长效治理的“河长治”的跨越。

　　以问题为导向

　　以问题为导向，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

　　绍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总水域面积642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76%，中心城区水域面积占14.7%，全省第一。丰富的水域资源也形成了这座城市产业结构偏水度高的局面，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占据相当分量，水环境治理任务十分繁重。六七年前，正是绍兴水环境问题最集中的时期。当时，与水污染有关的社会矛盾突出，牛奶河、七彩河、黑臭河不时出现，市民投诉居高不下，不少人看着身边的水体被污染痛心疾首。

　　着眼于这些问题，绍兴在2011年4月出台《绍兴市水环境质量考核办法（试行）》，规定考核实行行政问责制，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所管理区域的水环境保护工作负责。2012年10月，出台《关于在绍兴市区主要河道实施河长制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市区主要河道设置河长。这也是浙江省河长制管理模式的最早尝试。

　　2013年，随着“五水共治”在全省的推进，河长制也在全省铺开，绍兴的河长制也逐步走向纵深。

　　以河长制为统领，绍兴紧扣“截、清、治、修”4个环节，扎实推进城镇截污纳管、工业污染整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入河排放口整治四大行动。“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从哪里着手解决。”市治水办常务副主任方林苗认为，水污染防治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更深层次的是社会治理问题。“‘枫桥经验’的启示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我们要从源头抓起，将污染的影响排除或减少到最小。”

　　办法跟着问题走。为层层压实河长责任，绍兴建立起市、县、镇、村四级河长体系，明确河长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管理河道名称及起始点，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河长管理体系，将所有水体沟岸纳入监管。在此基础上，绍兴还推出“一河一策”治理方略，重点在水质最差的27个片区74条河道，设立142个水质断面，明确每个断面的水质提升目标和治理措施，从市领导为河长的市级河长开始强化督考，启动问责机制。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构建的河长制体系，为绍兴水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五年来，绍兴在全省率先剿灭劣Ⅴ类水，全市70个市控以上断面Ⅰ~Ⅲ类水断面比例从2013年的38.6%提升到2017年的97.1%，功能区达标率从2013年的42.9%提升到2017年的97.1%；128个县控以上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Ⅳ类水，Ⅰ~Ⅲ类水断面比例从2016年的76.6%提升到2017年的96.9%。　 水质好转带来的是广大市民的认同。根据省治水办委托的满意度调查，2015年、2016年、2017年我市“五水共治”群众满意度为74.28%、80.4%、82.45%，分别居全省第2位、第3位、第2位。

　　群众才是靠山

　　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的核心。绍兴河长制由浅入深的推进，如同一个强劲磁场，吸引着社会各界加入，形成治水强大合力。

　　一周前，在柯桥经商的28岁埃及人默罕默德和30岁的阿尔及利亚人索菲亚，被华舍街道聘请为民间河湖长。两位“洋河长”生活在大小坂湖周边，被广大市民爱水护水行为感染，主动要求加入到治水行动中。他们说，不光自己要管好身边的水，还要动员同国籍的同胞一起来护水。

　　在新昌，由小将镇34家企业发起的“企业认养河道”模式正全面推广。目前，全市层面的“企业河长”已累计为治水捐款超过3.4亿元。

　　河长制体系自上而下的责任传导，正激发着基层干部的干事热情，带动更多的人自觉加入“民间河长”的队伍。如今，“民间河长”的门类越来越多，名单越来越长，“党员河长”、“企业河长”、“乡贤河长”、“村嫂河长”、“河道警长”等等层出不穷。

　　围绕河长制的架构体系，绍兴各级各部门也相继打造自己的品牌，推动河长们不断向更大的群体发挥辐射带动力。

　　去年，绍兴88个市级部门挂联乡镇，确定督导员707名、驻村联络员8515名，利用双休日时间，为镇街剿灭劣Ⅴ类水出谋划策。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千名记者治水一线行”、“文艺十百千万下基层”、“千名宣讲员讲治水”、“百名理论工作者赴治水一线”、寻访百名“最美治水人”和“十万志愿者服务治水”六大行动，将剿劣治水的行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市治水办出台的全民参与管河护水“工作十法”，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参与管河护水，在每年10月“全民护水月”，吸引全市各地近30万名党员干部参加治水大走访。团市委在大中学生、团员、志愿者、热心青年等群体中培育的“河小二”，成为河长们的得力助手。市妇联依托嵊州市下王镇“村嫂志愿服务队”在全市成立2000多支巾帼护水队，志愿者达到了2万多名。

　　踊跃参与治水的群体还在壮大。今年4月19日，绍兴表彰了2017年度“最美河湖、最美小微水体、最美护水人、最美河湖长”，这是我市组织的第4次“最美”评选，评选范围从最初两类“扩容”到了今年4类。受表彰的面不断扩展，意味着我市治水参与面在持续扩大。

　　“治水是一场不容懈怠的重大战役，要取得全面胜利，河长是领头羊，群众才是最大的靠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盛阅春这样说。目前，我市正向夺取大禹鼎银鼎冲刺，在各级河湖长的示范引领下，绍兴正不断形成全民治水护水、全民共享成果的新局面，书写新时代治水的绍兴篇章。

　　激活基层智慧

　　走群众路线找解题钥匙，这是“枫桥经验”提供的路径。干群合力开动脑筋，不断创造新模式和新方式，正成为河长制的新常态。

　　新昌县东茗乡石门坑自然村环村小河，一块标着“石门坑自然村雨水口624100602”字样的牌子立在河边，与附近的河长公示牌遥相呼应。该河乡级河长、东茗乡党委书记俞正英说，“这就是入河排污口的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集成了该河排放口名称、位置、主要污染源、排入河道、河长、排放方式、入河方式和照片等多重信息，同时对每条河道的主要排水口在河道水系图上进行标注，便于河长巡查和群众监督。

　　这一创举正是河长们在巡河过程中发现漏洞后，多次讨论后提出的方案，目前正在全市所有入河排污（水）口全面推行。

　　位于嵊州新昌交界的南岩排渠，源于新昌七星街道五联村，流经嵊州三江街道桥里村，最后汇入新昌江，这样两地共有的河道谁来当河长？这个难题，一度让嵊州、新昌两地的政府一筹莫展。

　　但困难总能激发智慧。嵊州和新昌两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为此多次开协调会，最终确定采用双河长制，共建嵊新治水群，一旦有问题两地协力治水。以此为经验，嵊州和新昌还在所有嵊新两地河道交界处设立双河长公示牌，跨区协调、联防联治，推动合作治水取得更大成效。

　　事实上，全市各地对河长制这一治水“牛鼻子”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一直在推陈出新。比如，柯桥区让700多名机关干部回到出生地、外婆家报到，协助当地河长护河；诸暨市实施“河长保证金”制度，河水不合格，河长要扣“河长保证金”。这些做法，也被其他地区广为传播和学习。

　　用智慧手段来帮助河长巡河，正成为河长制在基层创新中的最新趋势。如今，我市已有5000多名各级河长实现了电子化巡河，河长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实现巡河过程的自动记录和发现问题的及时上传交办。

　　目前，我市已在全省率先开发河湖长制信息化平台，实现对河湖长履职、项目推进和目标完成的电子化考核，同时在全省率先探索推进“河湖长制”与乡镇（街道）“四个平台”建设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弥补河长巡河的漏洞，确保河道治理无死角。

　　激发群众智慧，到基层找方法，绍兴在河长制上的创新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继今年7月18~19日，全国8个省市180多名河湖长来绍培训取经后，9月12~14日，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韩国2018世界水城论坛，我市受邀参会并作了治水经验介绍，绍兴也是我国大陆唯一作典型发言的城市。

　　“绍兴的基层治理智慧正在被广为认同。”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治水办（河湖长办）主任徐明光说，绍兴还将发布全国首个河湖长地方标准，以此为契机，绍兴将全面深入推进“河长制”走向长效治理新阶段，开辟河长制治水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