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延年木刻作品

　　一

　　老钱的段子

　　凡有思想的中国人，无一不受鲁迅影响，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但他自己在晚年经常说的却是希望自己“速朽”，赶快埋掉忘记他，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鲁迅也很明白，《水浒》，《三国》流传至今，那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所以，只要他批判针砭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消亡，他的文字就会永远被人记住，被人所爱所憎。那个遁入空门的天才少年宁铂以自己的判断来说，鲁迅很伟大，但有时太极端太不宽容，显得心胸狭窄。更有许多女作家说，在胡适与鲁迅之间二选一的话，我一定选胡适——多温文尔雅的一个绅士呀。

　　热爱鲁迅，将鲁迅引为精神导师，一生与鲁迅为伴的人我也认识不少。回想起来，似乎这一人群有一个共同点:男性居多，本人性格温和开朗居多。

　　老钱，钱理群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常和我说起日本热爱鲁迅者特意来中国看他，及至见面却大吃一惊:我以为你是个瘦削严峻的一丝不苟的人，可你竟是个欢喜弥勒佛样的人。这反差也太大了吧?老钱每每说起这个段子总会爆发出一阵他特有的声震屋瓦的大笑声。

　　二

　　迷茫困惑时的本能

　　前些日子的京城聚会，我们把老钱，也就是钱理群和他太太从养老院里约出来了。这些年，只要到北京就见老钱，而且都能得到一天到晚奋笔疾书的老钱厚赠的新书。他的《岁月沧桑》刚刚出版，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三部曲并非按时间顺序而排。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选取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沈从文等不同类型文化人个体命运，管窥这一时期各类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与人生选择，出版于2008年。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成书却早于第二部。以自我为主角，老钱认为这是“煞费苦心之举”:其一会涉及许多健在的人，不如就写自己;其二是他在讲述知识分子往事时，已把自我一并放入审视打量，不如剖析自己，怎么狠都无所谓。第二部《岁月沧桑》今年刚刚完成，也是最核心的部分。研究与写作时长超过10年。它是7位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总汇:沈从文、郭小川、梁漱溟、王瑶、赵树理、邵燕祥、废名。

　　老钱在本书前言写得很明白:“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

　　老钱并非不迷茫不困惑，但每每这一时刻，他就会本能地转向鲁迅。

　　他曾说余生要做的其实是救赎自己，赎自己的罪。他说过:“尽管痛苦，难堪，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峻事实: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曾经出现过的‘驯化’、‘奴化’的倾向。鲁迅其实早就提出了警告:在强调‘一致对外’时，要防止对国人正当权利的剥夺，但中国却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感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这其实是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特点，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鲁迅的意义在于从此结束精神奴化状态，但岂料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却不停地回到鲁迅早已警戒过的预言状态。

　　三

　　鲁迅也是父亲

　　至于国人对鲁迅的许多误读，老钱也十分痛心疾首。他认为我们对鲁迅思想的认识有极大的片面性，我们只注意或者说只能理解鲁迅思想中与十九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相通的部分，例如他的人道主义，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而对他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相通的部分，他个性中的“绝望”“孤独”，强烈的荒谬感与自嘲意识……则根本不能理解。但偏偏又有一种现成的理论，把不能理解的东西，一律叫做“历史的局限性”。

　　这种思想逻辑固然简单明快，但却造成了鲁迅信徒与鲁迅之间的可怕隔膜。

　　我有时会觉得在老钱自己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的情况下，他无意识中把鲁迅当作了他的精神父亲。老钱一家在1948年后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从此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后公费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1948年父亲到了台湾，海峡的那一边是父亲与大哥，三哥;海峡这一边，母亲则带着其余几个子女留在了大陆。

　　他记忆中唯一留下父亲的模糊印象是:1948年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男人，带着一个长着圆圆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又仿佛不是。男孩很快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口气……这个中年人是老钱的父亲。后来他们父子当然从未再见过面，但他为这印象极为模糊的父亲遭受了许多磨难与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他还亲手烧了父亲的照片。这一幕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

　　钱理群常常说起鲁迅的深刻与犀利，更经常说起的还是鲁迅的爱。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中的那段话，在自己已成父母者读来，更觉扎心刺肺，“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那似乎是更深沉更广阔更难承受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