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之时，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重燃浙江革命烈火，开展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挺进师的斗争，不仅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而且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打开了浙江团结抗日的新局面，还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支劲旅，实践总结了一整套游击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临危受命，誓死挺进浙江

　　1934年5月，由于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为此，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6月下旬令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赣皖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

　　7月7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千里转战。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历经艰难转战的先遣队，转战至赣东北苏区，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行动，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兵力过小，1935年1月，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重围。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红军挺进师师长栗裕

　　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 1935年2月初,粟裕、刘英率部突围至闽浙赣苏区，与闽浙赣省委会合。

　　省委随即向粟、刘部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转至的中央指示，命令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长征)。

　　2月下旬，挺进师组建完毕，全师538人。全体指战员抱着继承先烈遗志、誓死挺进浙江的坚强决心，立即踏上挺进浙江的征途。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兵力弱小又毫无依托的挺进师，进入浙江行动，犹如垂饵虎口，处境极为险恶。

　　然而，挺进师义无反顾，越灵山，渡信江，冲过敌人6道封锁线，迅速向浙江挺进。途中因叛徒出卖遭敌袭击，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毁，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为调动、打击敌人以便进入浙西南，并求得与闽东、闽北的配合，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吸引和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造成敌人以为挺进师欲在闽浙边立足的错觉。

　　当闽、浙两省的国民党武装被吸引、调动至闽浙边时，挺进师即在庆元县斋郎地区精心部署，于4月28日迎头痛击数倍于己之敌，毙敌300余人，俘敌近200人，取得入浙关键一仗的胜利，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斋郎位于庆元县百山祖，海拔1248米，山高地险。1935年4月21日，红军挺进师进驻斋郎村，在斋郎村与敌军展开了一次“以少胜多”的红军著名战役。粟裕大将称:斋郎战役是红军挺进师生死存亡关键性的一仗。

　　二、创建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留下宗孟平率一部活动于闽浙边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地区，主力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内受到以陈凤生等为首的进步农民组织——“青帮”的欢迎。

　　松阳安岱后红色旅游基地位于县城东南60余公里的安民乡安岱后村，处于松阳、遂昌、龙泉、云和四个县的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当年浙西南红军革命的根据地。1935年5月，刘英、粟裕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来到安岱后，并以此为根据点，和当地的革命青年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人共同开辟了浙西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仅一个月时间，挺进师建立了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成立竹溪区委和浙江第一个红色政权——竹溪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浙江第一支人民游击队——松遂龙游击队。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至此，挺进师有了群众依托。接着，挺进师分兵游击，开辟根据地。黄富武率一部活动于龙泉、云和、松阳、遂昌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斗争，创建中共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

　　粟裕、刘英率其余部队广泛游击于松阳、遂昌、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丽水各地，迫近浙赣铁路，威胁金华、杭州等城市，吸引、打击敌人，掩护宗孟平部和黄富武部开展工作。

　　挺进师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

　　5月24日，粟裕、刘英所率之部与黄富武所率之部会合于遂昌姚岭村，尾追“进剿”之敌约8个团的兵力立即合围而至。挺进师即借夜幕的掩护，分南北两路，由当地向导带路，跳出敌人包围圈，并诱使敌人展开了一场自相火并。

　　小吉村距松阳县城85公里，海拔800米，松、遂、龙三县交界的山间盆地内，是松阳县最偏远的行政村。这个红色小寨还保留着深厚的传统习俗。 1935年6月上旬，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活动，挺进师完成了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召开政委会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研究和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6月12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其“怀中利剑”——仕官教育团，进抵金华及杭(州)江(山)铁路沿线督战，挺进师以逸待劳，在宣平吴宅等地予以突然袭击，歼灭其两个连，缴获其全部装备，彻底粉碎其“进剿”。

　　中共遂昌支部旧址(泉湖寺)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原是遂昌县第二高等小学的旧址。1927年1月，遂昌进步青年唐公宪等在这里建立了浙西南第一个党支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播下了第一颗革命火种。 1935年7月，因为洪家云部曾两次袭击遂昌县王村口奠定的工作基础，以及王村口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有利条件，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领导浙西南人民全面建设革命根据地。

　　7月25日，针对浙江省当局深入遂昌设立“剿匪指挥部”、再次“进剿”挺进师之情，挺进师政委会在王村口蔡相庙召开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把革命形势引向纵深发展。

　　7月29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八一誓师大会，会后袭击了衢州、龙游、汤溪、宣平等地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新战士400余人，筹集军饷数万元，不仅再次粉碎敌人的“进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威胁到金华、杭州等城市。

　　同时，挺进师通过坑里、葛程、上田等战斗，坚决打击进入浙西南之敌。

　　位于龙泉市住龙镇的浙西南苏维埃旧址。挺进师的武装斗争，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

　　深受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的浙西南人民，挣脱枷锁，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党、政、军、群等革命组织。

　　至8月中旬，挺进师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浙西南中心地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和基层党组织以及工会、商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迅速开展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

　　至此，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遂昌、松阳、龙泉、江山、浦城5县间形成，根据地中心区域方圆百余里，游击区域则达到北抵浙赣铁路，南至闽浙边界西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三、浴血抗击，再次掀起革命高潮

　　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于把革命堡垒构筑到国民党当局的家门口;挺进师在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等于将革命烈火燃烧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这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

　　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对付挺进师，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调集第18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

　　罗卓英任军长的国民党第18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诸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师、团长，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第18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国民党当局“清剿”挺进师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35年9月19日，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开始发动。面对20多倍于己的强敌进攻，中共浙西南特委领导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挺进师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

　　9月25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挺进到闽浙边敌后。但罗卓英不为所动，除派出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以大部队死死箍住浙西南，欲彻底摧毁挺进师的革命根据地。这使根据地内的战斗更为惨烈。

　　1935年9月下旬，留在根据地内的挺进师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浴血抗击，誓死保卫根据地，但终因敌我力量相差过于悬殊，王村口等中心区域失守，根据地暂时丧失，指战员大部分牺牲。

　　幸存的红军逐步汇聚、转移到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坚持斗争。不久，敌人又“清剿”到该边区，挺进师第二纵队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率部奋力突围，指战员伤亡严重，仅存余龙贵、宣恩金等20余人，转移到龙(泉)浦(城)边境青草垟一带，顽强坚持，后与返回浙西南寻找该部的粟裕所率之部会合，随粟裕到浙南休整。

　　与此同时，突出敌人重围的挺进师主力，面对国民党军疯狂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在浙南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清剿”浙西南的国民党军主力第18军撤离浙江。挺进师立即抓住时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至1936年底，不仅恢复了浙西南游击区的工作，而且建立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

　　当年鏖战此山中，热血染得乌溪红。鱼水相依深情在，浩气长存月光峰。——这是粟裕将军夫人楚青，赴遂昌县王村口月光山祭奠将军英灵时留下的诗句。在国民党军长达8个月的大规模“清剿”下，虽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其血洗，烈士的“热血染得乌溪红”。但是，挺进师主力并未被“剿灭”，反而在浙南发展壮大了;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后院燃起的革命烈火并未被扑灭，反而燃烧得更旺了;挺进师修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后院的革命堡垒并未被摧毁，反而发展扩大了。而挺进师吸引、牵制国民党军7万兵力长达8个月，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

　　“小红军”们向寻访团成员介绍遂昌县王村口镇的挺进师师部旧址。

　　四、坚决斗争，实现团结抗日

　　被尊为“革命的老妈妈”的钟金钗(1874—1959)，畲族，景宁县郑坑乡毛窠村人。1936年，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战斗在文成、景宁边界打响，苦于伤病员无处医治。金钗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想方设法把红军伤病员隐藏在村后岩洞和临时架搭的山林中的草棚，白日上山采药、熬药，夜间送饭、敷药，其夫雷阿桶四处猎捕野味以补伤病员身体，先后治愈30多人，不受分文。1940年正月初八，国民党军袭击毛窠、桂远根据地，搜捕支持革命的农民，雷阿桶被捕受刑致残。 1936年冬，国民党当局实行“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抗日浪潮到来之前，加紧“围剿”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摧毁红军的根据地。12月，国民党当局在江山设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任命刘建绪为主任，调集主力部队七个师又两个旅及四省保安团队，共计10万兵力，大规模“清剿”闽浙赣皖边区。

　　挺进师及其浙西南游击区则是国民党军“清剿”的重点。对此，挺进师确立“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统一”的方针，坚决斗争，并针对国民党军的大拉网战术，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小部留在浙南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刘英率部进入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活动，粟裕率部返回浙西南进行大幅度的游击活动，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率部继续在闽浙边活动。

　　1937年4月，粟裕率部活动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与谢文清率领先期活动至此的部队会合，建立了以遂昌门阵村为中心的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反“清剿”。红军时集时散，灵活机动，使敌哀叹“未奏肤功”。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领导挺进师和浙西南、浙南人民坚决开展反“清剿”斗争中，积极争取团结抗日，并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倡议进行合作抗日和平谈判。

　　1937年9月17日，临时省委历经呼吁、倡议、两次谈判斗争和一次会谈，终于在浙南和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率部活动于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的粟裕，敏锐地觉察到国共两党可能已进行第二次合作。粟裕迅速证实这一判断后，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

　　9月18日，遂昌县当局要求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谈判。粟裕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针锋相对地要求对方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抵达门阵村。

　　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朱镇山在门阵村张家民宅举行谈判。朱镇山奉命要求红军下山进城，欲对红军招抚收编。红军代表义正词严，据理力争。

　　在红军真诚抗日言行的感召下，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挺进师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终于以赢得合作抗日而胜利结束。这标志着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浙江全面抗战新局面的打开。

　　位于龙泉市住龙镇的粟裕将军办公旧址。 1937年10月19日，粟裕率部离开门阵，绕道王村口等地赴浙南与临时省委会合。

　　分散活动在浙江各地的挺进师各部，相继赴浙南平阳县山门集结待命。

　　193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自南昌赴浙南，传达中央关于浙江红军编入新四军赴前线抗日、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坚持浙江工作的指示。3月18日，已编入新四军的挺进师主力，由粟裕率领奔赴皖南前线抗日;同时留下一大批干部，由刘英带领，在浙江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至此，挺进师出色地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五、丰功伟绩，光照千秋

　　抗日先遣队在血与火中幸存下来的革命种子、仅500余人的红军挺进师，受命于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开辟浙江革命根据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使命，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当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时，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等于把革命烈火烧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有效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挺进师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犹如在国民党当局的心脏插上一把尖刀，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安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主力;挺进师迅速吸引、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直接抗击、牵制国民党军7万兵力长达8个月，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和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

　　因此，挺进师的斗争，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被破坏殆尽，中共组织领导的数十次武装暴动均已遭镇压，革命斗争几乎已经偃旗息鼓。

　　挺进师入浙后，首次在浙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普遍创建中共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形成国共合作为轴心的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浙江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并在浙江留下包括刘英在内的一大批干部，浙江的革命事业从此走上深入发展的健康轨道。

　　同时，还通过这批老苏区的红军带来了中央苏区的革命精神，他们的领导艺术、指挥才能以及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在浙江代代相传，长远而深刻地影响着以后浙江的革命斗争。

　　可见，挺进师及其在浙西南的斗争，不仅重新燃起了浙江革命烈火，而且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为此后的浙江人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干部、群众和统一战线工作基础，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挺进师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在毫无依托的恶劣环境下，独立坚持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而且实现了从正规军到游击队、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两大转变，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支驰骋抗日疆场和解放战场的革命劲旅。

　　抗日战争中，挺进师的后续部队参加了韦岗伏击战、突破8路日军围攻的小丹阳战役、溧水和句容地区广泛的敌后游击战、歼灭日军吉田中队的句容赤山战役、首次缴获日军九二步兵炮的江南抗日战役、黄桥自卫反击战、全歼日军大队长以下70余人的南通谢家渡战役、两溧反顽自卫战、高邮战役等重大战役，为民族的独立作出了杰出贡献;解放战争中，挺进师的后续部队参加了苏中、苏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为人民的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同时，挺进师还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彭德清、黄玉庭、罗桂华、熊兆仁、刘云龙、刘春山、张强生等，均出自挺进师后续部队。

　　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探索、实践并总结出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其一是实践并总结出下列游击战术原则: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消磨敌人;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越是敌人后方，越容易成功。

　　其二是实践并总结出作战、行军、宿营要领: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强我避，敌弱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绝不迟疑犹豫;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

　　其三是实践并总结出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隐蔽行动和企图之方式，以及下列隐蔽行动和企图的要求: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留专人清除痕迹，扶起压倒的草，抹掉脚迹，有时在反方向制造痕迹迷惑敌人。

　　浙西南的青山绿水和革命旧(遗)址，见证着挺进师的战斗历程，记载着挺进师的历史功绩，承载着挺进师的不朽精神。挺进师的丰功伟绩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文本内容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

　　图片除说明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