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某种程度上说,义乌的领导层是先于民众意识到了盛世下潜藏的危机,并且向民众发出了含有“提前量”的危言。

　　2008年2月25日,经数月酝酿,“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动员会在义乌梅湖体育馆举行,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针对义乌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五大思想障碍一一“揭短”,并抛出了包括“义乌市场,强者能否恒强?”“义乌,离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多远?”等在内的十方面问题,每一问皆关乎义乌长远发展,媒体称为“十问义乌”。义乌市党员干部、经营户代表、市民代表共计5300人参加了大会。此后“大讨论”活动持续在义乌展开。4月2日,大讨论的推进会举行, “十问义乌”细化分解为26个重大调研课题,进入查找问题建言献策阶段。

　　对于义乌人来说,这次讨论是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力推动进行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十七大精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盛的决定》指出,浙江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实现新发展,形成新优势,关键取决于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的义乌是创业创新的结果，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坚定不移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非常切合浙江包括义乌的实际,去年9月参加省委一次座谈会,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的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创业创新,更是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吴蔚荣提醒的对象中就包括杭畴村的冯汉胡。20多年前,老冯绝对是风云人物,义乌却鲜为人知。

　　老冯当时从事的是义乌著名的“鸡毛换糖”行当。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冯常进袜子的厂有些旧机器要淘汰,老冯拿了回来在家里生产袜子。这让老冯很快淘到第一桶金,并带动村里人开办小型袜子生产厂,“鸡毛换糖”的商人们开始到杭畴村进货。1990年老冯获得“富民书记”的称号,如今这块铜牌仍挂在二楼客厅的显眼位置。

　　90年代前期,在老冯的带动下,杭畴村200多户人家生产袜子,成为最早的袜子生产专业村。但此后老冯却由于不愿离家和土地宏观调控错失两次发展机会。

　　如今,老冯住在几年前在自家屋基上盖起了6层楼大楼里,这一临街大楼每层300多平方米,仍旧显得气派,然而五层六层原拟的工作宿舍却空着。老冯仍旧生产袜子,每双袜子赚取一毛多利润。

　　这份薄利在今年显得难以维持。“工人特别难找,有两三个工人今年不能再来,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人。现在还能应付,但如果一直这样怎么办?”老冯说。

　　位于义乌市香山路的劳动力市场上,老板们举着小纸牌穿行其间,纸牌上写明招工要求和薪水。

　　“什么都不会的话,一月拿1200元,包住,做得好可拿近2000元。”一位饰品厂负责招工人员说。他说,半年前的生手保底工资是1000元。一位来自江西的女性务工者则对眼下工资水平不满,“猪肉都要13块钱一斤,工资不见上涨,而且需要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太辛苦了。”

　　“便宜”之惑

　　今年3月,一本由日本大学教授撰写的书籍——《义乌,百元店的故乡》出版。书中介绍,近两年日本百元店达到了15万家之多,店里所有出售商品的价格都统一为100日元(折合约6.16元人民币),而“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中国义乌”。

　　全世界1/4的吸管、1/3的袜子和7/10的玩具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义乌是这些产品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以微小的利润,巨大的数量获取利润,义乌人的经商之道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不断遭受质疑,有观点认为,义乌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极度摊薄,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蔚荣说起过自己在俄罗斯、乌克兰访问的经历。“他们向我介绍,义乌大陈村有三家大的衬衫企业在那里经营,号称‘三剑客’。我就专门到他们的摊点上去看。我问他们,你们卖的衬衣最贵的一件多少钱?他们说,档次最高的是28块,比较便宜的是8块。”

　　统计数据显示,义乌企业生产的小商品60%出口海外,但其中至少70%是贴牌生产,赚取的只是加工费。

　　浙江顺时针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黄娣说,她在低价格战略中“很受伤”。她说,中国太喜欢用低价格战略了,新上市一套衣服,很快就有企业买回来分解,然后按照同样的样子做出来销售,“而他的价格可能是我们的一半”。

　　义乌全市工业企业2.6万多家,产值超过10亿的企业只有1家。2007年,在金华市百强企业排名的前20名中,义乌企业只有2家,并且其中一家是电力公司。一个背景是,近些年来义乌实施“贸工联动”战略,近十年,已是义乌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市场大市要同为工业强市,任重道远。”义乌市长何美华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