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4月08日讯 刻字、乱丢纸屑、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小便……这些“赵根大”现象已为人诟病多年。在黄龙洞采访时，记者遇到一位执教三十多年的小学老师，他很气愤地说：“他们的老师一定没有很认真地教导过他们。”

　　赵根大的老师也许真没教过他，可西湖边数千“赵根大”，难道也都没好好上学？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两个“笑料”，就与沈老师的判断相左。

　　在省属事业单位工作的赵先生说：“那次我在北京，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香山脚下喝茶聊天。时间一长，有人憋不住了，直接冲到前面百米外一处小树林里‘解决’。”其实宾馆就在他们背后不远处，“大概是嫌找厕所麻烦吧。”接着又有两个朋友这么干了，大家坐在后面哄笑，嚷嚷着天高气爽，回归自然……

　　此时突然从小树林里冲出一对男女，破口大骂：“你们要不要脸……”“我们这才知道里面有一对谈恋爱的男女！”为这事双方差点打架，最后因为朋友不愿惹事，才匆匆离开了结。但是赵先生并没有觉得朋友们有什么大错，“豪放了一点而已。”

　　另一桩是文化圈的胡先生见证的“壮举”：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留点“纪念”。“我对那位朋友说，厕所在埃菲尔铁塔上，要坐电梯上去。可一转身没几分钟，他居然又出现在我身后，我正疑惑，这么快？他翘起大拇指往身后指了指铁塔旁一块地方，冲我眨眼笑了笑。”

　　如果“赵根大”并非全是没文化惹的祸，其产生的原因和根植的土壤又是什么？我们不妨听听专家们的说法。

　　浙大社会学教授冯钢：根在国民生活方式失范

　　我去香港、台湾开会，我不知道在那里应该怎样做才符合身份，只能模仿。到了一个地方，周围没有禁烟的牌子，在国内大家的理解是没有禁止就是“许可”，但我不敢。我会先看看周围别的教授，如果他们没抽烟，那我理解是在这里我就不该抽。

　　“赵根大”现象其实和文化水平没多大关系，和民族文化、民族性也没什么大关系；这主要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良好的生活方式需要一个养成过程，且靠社会氛围来维持，但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起这种生活方式。

　　公共场合不能乱涂乱画、不能随地大小便、不能乱丢纸屑……我们只是把这些当成一种规范来教，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去做。这两者的差别是前者当有人监督时就遵守，无人监督时就很容易放纵自己。而后者是一种内生的约束力，这些行为会让他觉得是有失身份的举止。

　　其实在很多国家，国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会有一个参照系，比如英国人对皇族的关注度很高，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推崇和模仿贵族的优雅举止等等，日本也是。他们的文化中会崇尚某种东西。但我们的社会文化失去了坐标。教授、商人、医生、公务员……没有哪一个阶层可以拿出来作为全民崇尚的代表。尤其是当下，粗俗的东西被当成“狂野”的象征，文质彬彬反倒要被人骂“迂腐”、“酸”。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人遵守纪律、没有人遵守规范，而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没有被推崇到全民效仿的地步。

　　浙大人文学院教授廖可斌：从“家庭道德”到“公共道德”

　　我也经常出去开会、游玩，至少我个人所为以及我所见，没有“赵根大”这样乱刻乱画的现象，但却也免不了偶尔有人会在公共场合喧哗、高声打电话、抽烟等。

　　我想这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我们缺乏反省的精神。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对别人有什么影响等等。

　　第二，过去我们是一种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人们交往的圈子比较小，遵循的是家庭道德、熟悉人的道德，即在周围的圈子里，他会遵循一定的行事方式。而工商业文明盛行的时代，人们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在交往场合必须遵守一定的公共道德。但有些人一旦从一个小圈子跳到公共社会，就会变得肆无忌惮。虽然不少人受过教育，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劣根性。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主体性精神的独立自觉。社会已经转型，道德观念也应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