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早上,阴天。舟山市防控办制定的“弘进”轮第二批船员救助方案开始实施。下午15时12分,第二批9名留守船员顺利登陆指定码头,随后被迅速转运至救护车。
一早,站在甲板上,船员周念安眺望到三面环绕的岛屿,雾气中的它们影影绰绰,是他渴望了11个月就要触摸到的陆地。
这艘船在海上被困几天后在舟山获救,在航运界被称为“共同治愈”的罕见的成功案例。
恐惧、崩溃、绝望,曾一度将这条困于茫茫大海的船包围——过去半个月,从轮机长开始,13名船员陆续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6名船员呈阳性。
新冠疫情打乱了船上的一切,也将这条船推上风口浪尖。
周念安曾发现有三条小渔船试图靠近,带着相机想偷窥船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周念安还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传言飘到耳边,“有人在网上问,我们船上的疫情会不会影响舟山捕捞上来的梭子蟹?”
这些天来,周念安的经历是疫情之下中国57万远洋船员的真实困境。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多名远洋船员,还原鲜为人知的海上故事。
黑夜中,远洋船员的困境。
结束焦灼等待,第二批船员上岸
终于可以上岸了。
自8月9日,在舟山的紧急救助下,第一批11名船员被送进定点医疗机构,而留守“弘进”轮的周念安和8个同事就一边焦灼等待,一边和十多吨急需消杀的物品较劲。
8月13日,这条货船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象:20多个房间被清理一空,笨重的行李箱、大大小小的床垫、数不清的衣物,以及成堆的食物被丢弃,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和破旧纸箱布满了半个甲板。从生活区到甲板,9个被口罩、防护服、手套、鞋套严密包裹的船员分成两组,接力传递着大包废弃物,他们大口喘着粗气,却几乎互不交流。
8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包括周念安在内的第二批船员结束了等待,留守“弘进”轮的9名船员安全撤离,他们被拖轮送上岸,顺利送入定点医院。
目前,由浙江省防控办派出的3支9人专业消杀队伍、2名专家已经抵舟;同时还有4名来自天津的新风系统消杀专家抵舟后也前往“弘进”轮。
“弘进”轮是周念安跑的第五条船,可从上船的那刻起,逃离这条船的念头他几乎就没停止过。
身为三副,除了值班开船,港口对接,广播通知,消防救生,设备维护等,也是周念安的工作。
这条巴拿马籍货船下海已有25年的历史,但是装备不是很好。去年9月,刚上船没多久,周念安就向船员派遣公司提出换班申请,但公司劝他“坚持坚持”。
周念安和公司口头协定只跑8个月,今年5月协定时间到期,他再次提出换班申请,却又一次被驳回,“找不到换班人员,找不到换班港口……”
“弘进”轮
“弘进”轮一直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船上装回进口的钢材、煤炭、水泥等货物,运走出口的则是挖掘机、铲土机等。
但随着东南亚疫情反弹,频繁出入的“弘进”轮一度成为疫情管控重点,船员难以下岸。
周念安开始后悔没听从女友的劝阻。“她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上这条远洋船时,周念安内心也曾惴惴不安,“毕竟疫情没有完全结束”。
可是,这个27岁的小伙子想结婚了。想到房贷,想到年迈的父母和11岁的弟弟,周念安还是决然上了船。
自2017年航海驾驶专业毕业后,周念安就一直在跑船。从实习生到水手再到三副,如今,周念安的月薪达到近两万。依靠这份工作,周念安独自还清了大学四年的助学贷款,2019年在老家驻马店买下一套房。
相对于陆上工作,跑船显然能给周念安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且自疫情爆发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船员输出国之一,和印度、菲律宾相比,中国船员变得更抢手,薪资几度上涨。
然而,当疫情真正临近,因为常年在船上,没法打疫苗,周念安越发担忧,觉得这份收入也不再是那么可观。
能频繁出国航行大海,曾是吸引周念安选择远洋船员生活的原因,但疫情之下这却成为他的焦虑来源,“国外的人几乎不戴口罩,我无法避免和他们接触,甚至无法拒绝当地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区。”
在过去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周念安全部的生活都集中在这条186米长的船上。工作不只是每天值班开船8小时,周念安往往还要多耗费几小时进行消防、救生设备维护及演习。
此前,他曾在船上组织过两次疫情演习,教会大家如何快速隔离和自我防护。但7月底,当疫情真正来临时,他们仍无力阻挡病毒的扩散。
“弘进”轮上清理好的房间。
无法换班,经历近两年的“水牢”
对于远洋船员而言,去年疫情期间的“水牢”生活似乎又将重新上演。
比周念安的时间更长,21个月,将近两年,杨锋一度困在Bao Run轮船上。
杨锋在2019年2月和船公司签订了时长8个月的合同,并注明视情况可以提前或推迟两个月结束合同。但就在2019年10月下船换班时,船舶公司提出,春节前招聘比较困难,合同需要延期。无奈之下,杨锋只好同意工作至春节后。
“再怎么样,明年二月底三月初,我应该就回家了。”2019年底,杨锋如此告诉家人。
但是,突然爆发的疫情,让整艘船上总共21名船员都无法按时回到岸上。
40岁的杨锋并不喜欢航海,因为航海一离开家就需要半年时间起步,这样就错失了儿子成长至18岁的许多瞬间。
即便如此,杨锋仍然从事远洋航行工作近20年。而在登上船时,杨锋刚成为船长没多久。
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短距离只需要三五天,长距离则可达一个月。抵达港口,除了轮流值班的船员,大多数船员都会“放风”,离开码头买些零食带回船上。
2020年1月,Bao Run停泊在威尼斯港,这是杨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换班前的最后一次下船。而后,疫情爆发。
“我们这艘船的运气真是差,跑到哪里,就碰上那里疫情爆发。”2020年3月,离开位于美国的港口时,杨锋发了条朋友圈。
船员无法下船购买物资后,主要由供应商用船只给他们送来了口罩。2020年五六月份,防疫物资增加为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酒精免洗液等。船员们开始熟悉防疫流程,进行常规化测量体温,但他们同样无法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船上的确有几位船员经历过发热,当时杨锋就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隔离,服用消炎药。往往三天左右,船员退烧后,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汪洋中的思乡之苦
作为船长,杨锋感觉得到随着时间推移,船员们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除了对疫情感到焦躁,最重要的还是思乡之苦。
往常,停泊在国内港口时,距离近的家属可以登船探访。杨锋家在南京,总是能在长江边的港口和家人重逢。但由于防疫,探船基本被取消了。
很多生活的计划也被打乱了。
杨锋一家准备卖掉旧房,购置新房,但由于需要他到场,这件事从二月搁置到了四月。直到他们家所在的南京开设了视频公证,才解决了这个麻烦。
杨锋舒了一口气,“再拖下去,新房的卖家也会有顾虑,而且还可能要赔一笔违约金。”
还有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杨锋收到了船舶公司的消息:“大副的情绪还稳定吗?”杨锋觉得奇怪,“他看起来挺好的啊?”
公司对接人告诉他,大副的父亲过世了。而在此之前,没有船员知道大副的父亲已经病重。
杨锋回忆,船员们都是独自承受着思乡和家庭的压力。在船上,没有人透露过想家,包括他自己。船舶公司曾经为他们开通了心理辅导热线,也没有人拨打。杨锋觉得,这是因为大家都清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下船,换班休假,回家。
汪洋中的远洋货船。
货船上的餐厅。
每到吃饭的时间,餐厅里都会讨论下船。“到底什么时候能换班?”面对船员的询问,杨锋颇感无力。
从2020年4月开始,每将抵达港口,杨锋都会申请换班,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申请被拒绝了多少次。
最开始,国内外许多港口都规定,禁止船员下船及换班,直到2020年7月才陆续开放。
杨锋他们也曾迎来过一次希望:埃及的港口允许换班。但另一个问题——航空限制接踵而来。
杨锋记得,当时埃及飞回国内的机票高达五六万元一张,并且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全船21名船员,有19名船员服务期合同逾期,急需换班,这样算下来,总共耗费超过100万。船员回国的费用向来是由船舶公司承担,最终,船舶公司拒绝了这次换班申请。
在后来的诸多申请中,杨锋甚至还提议,由个人承担回国费用,但申请仍然没有被通过。
2020年11月,在抵达阳江港口前,杨锋觉得承受的压力也快到了极点。杨锋提出,“不让我们下船,大家就会没有干活的动力。如果大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船只维修保养也跟不上,船只的安全也会越来越没有保障。”
好在船员们的这次申请,终于被通过了。
去年11月在阳江港,杨锋和同事们上岸休假。
杨锋还记得,抵达阳江的那天是周六,由于海关部门在周末休息,他们得在周一下船。船员之中,被困船上时间最长的有24个月。但这最后的两天,似乎比那24个月显得还要漫长。
这次休假后,杨锋一直到今年3月才再次登船。结果杨锋又一次经历了换班休假被拒的情况,他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个月才得以下船。
杨锋有些犹豫:“我不确定还会不会继续做远洋航行的生活,我想试着找找岸上的工作。”不过,杨锋很肯定,自己的儿子一定不会从事航海工作了。
这样的犹豫,周念安也时常会有。
和杨锋相比,年轻的周念安更想念自己的女友。
休息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周念安就窝在五六平方米大的房间内和女友打电话。
“远洋电话一天打两三小时,每个月话费就要1000元。”周念安去年才和女友在一起,两人通过网络结识。单身时,常年漂在海上的周念安只能购买卫星网络打发时间,“这可比远洋电话更贵,200元只能买630兆。”
更早一些,刚上船做实习生时,周念安常坐在甲板上看海,以此打发时光。“那会儿,别人还挺羡慕我。他们有人刚上船,连吐了两个月,我几乎没什么反应。”可连看了一个月,曾经令周念安充满好奇的大海就变得令人厌倦了。
现在,周念安也决定听从女友的话,打算转行,“等上岸隔离完,还是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吧。”他这样告诉记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系化名)
(原标题《连线“弘进”轮|第二批船员今日上岸, “共同治愈”背后,远洋船员正遭遇进退两难》。编辑陆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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