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爱玉说，俞刚生时常朗诵王斌的赋诗。

　　【烈士档案】俞翰西，1902年10月生于嵊县苍岩镇二村，嵊县中学(嵊州一中)毕业后，考进杭州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原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毕业后在江西九江医院任医生，两年后晋升为医务主任。1933年2月参加红军，在贺诚兼任校长的中央军委红军卫生学校任职。1935年4月殉职于长征途中。1986年，经当年战友孙仪之(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李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等同志寻找，人们终于找到了俞翰西的亲属，了解到俞翰西生前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1988年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俞翰西为红军烈士。

　　浙江在线10月17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吕玥）寻找红军烈士俞翰西的后人，一波三折。

　　因为俞翰西在1935年牺牲时年仅34岁，他的故事最终被人们所知晓却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1986年。

　　10月13日，记者几经打听，终于在嵊州市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在市区剡湖街道的一条老巷子里，见到了俞翰西的后人。俞翰西独子俞刚生的妻子和儿子，向我们讲述了他们一家追寻烈士音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令人遗憾的是，俞刚生于10月初因病去世，享年88岁。

　　回看这位烈士遗孤的一生，让人不禁感叹人生之曲折:4岁时父亲离家参加革命，10岁时母亲又为寻找父亲离家出走，双双杳无音讯。幸运的是，在俞刚生58岁那年，终于被父亲的战友们找到，知道了父亲短暂而又光荣的一生，无憾余生。

　　为民造福苦亦甜

　　88岁的钟爱玉头发花白，记忆力却很好。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嫁给俞刚生时就发现，丈夫一直将其父唯一的照片揣在身上，不离左右。也正因此，即便1960年一场大火将俞家位于嵊州市(原嵊县)甘霖镇的祖宅全部烧毁，他还是留下了父亲的照片。

　　这张照片至今仍压在俞家书桌的玻璃板下。照片中的年轻人浓眉大眼、西式着装，笑容温和。当年，正是抱着普世救人、为民造福的心愿，俞翰西于1920年考进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原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毕业后在江西省九江医院任医生，后晋升为医务主任。

　　1932年，俞翰西被调入国民党十八军五十二师五团，担任卫生队长。1933年，在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中，他和六团的卫生队长孙仪之等一起被俘。由于当时红军缺医少药，当晚就有人找他们谈话，真诚劝说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据后来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孙仪之回忆，当时俞翰西和他通过观察，深切感受到红军确实与国民党部队不同，于是毫不犹豫地留下来。

　　第二天，当地红军又派人护送他们到红军总卫生部，前往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任职，与医科大学毕业的李治(解放后曾任国防大学卫生部部长)等人共事。

　　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据李治后来回忆，白天除授课外，还要去医院医治伤病员，还要养鸡、烧炭、上山采药等，但俞翰西十分乐观，他常说“乌云过去就是晴天”，被人称为“乐天派”。据俞的学生卢永克(解放后曾任广西省卫生厅厅长)回忆，俞翰西曾多次提到“埋骨何须桑梓地，为民造福苦亦甜”，这样的乐观情怀让他一生永记。

　　英雄长眠黔西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卫生学校也被改编为教导队，与红一方面军随行。因为局势动荡，俞翰西来不及也很难将这些情况告知家里，而这一次失联，没想到就是半个多世纪。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贵州黎平时，中央军委把教导队全体教员和部分优秀学员分配到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工作。当时，俞翰西与李治、孙仪之、王斌(解放后曾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被分在一连，主要任务是服务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干部，比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贺子珍、邓颖超等。俞翰西深感责任重大，工作也更加繁忙。

　　李治曾向俞刚生提及，长征时期，药物奇缺，疥疮爆发。为了控制病情，负责耳鼻喉和皮肤科的俞翰西时常拖着疲惫的步伐，跑遍山岗寻找草药，并精心编制防治准则，终于控制住了病情蔓延，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多次表彰。他曾和同事提及:“为了救国救民，虽艰苦也愉快，即使流血也甘心。”

　　1935年4月，中央干休连行军到贵州省紫云县五里牌一带大山下时，正准备休息，由军医为伤病员检查病情。突然，两架国民党飞机出现在上空，大家立即分散隐蔽，只听见邓颖超大声叫喊李治、俞翰西躲避。可已来不及，敌机向他们俯冲扫射，一颗子弹从李治头发擦过，击中俞翰西头部，顿时血流如注。

　　李治和孙仪之亲手将战友抬放到一块大青石上，盖上一块白布，再放上树叶，由董必武提议，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葬礼。出身浙东的俞翰西就这样长眠在了贵州西南的大山里。

　　半世追寻难忘怀

　　在俞翰西的家乡，他的母亲、妻子却陷入了无尽的期盼中。俞刚生10岁时，母亲相思成疾离家出走，他后来由叔叔抚养长大，大半辈子都沉浸在对父亲的思念和追寻中。

　　然而，俞翰西牺牲的消息一直没有传到他的老家嵊县。直到1986年，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李治去探望生病的战友孙仪之，谈起寻找俞翰西亲属之事，孙仪之灵光一现，记起在长征路上，俞翰西似乎偶然说过他是浙江嵊县人。

　　李治依靠老战友提供的一点模糊线索，尝试给浙江省委组织部写信，希望找到战友俞翰西的亲属。省委组织部转省委党史办查核，省党史办又将任务移交给嵊县党史办。嵊县党史办工作人员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俞翰西的独子俞刚生。

　　“当时他就哭了。”“怎么会不哭呀!”说起当年丈夫终于知道父亲下落时的情景，钟爱玉止不住地流泪，为丈夫终于得偿所愿高兴，也为他坎坷的一生心酸。

　　1987年10月，为了感谢父亲战友的深情厚意，也为了进一步了解父亲的战斗历程，俞刚生与钟爱玉夫妇专程去北京拜访。不久，经李治、王斌、卢永克、钟有煌等战友和学生证明，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88年1月追认俞翰西为红军烈士。

　　在俞刚生的卧室里，俞翰西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被认真装裱起来，挂在墙上，边框已经十分斑驳，看得出来曾被擦拭多次。一起装裱的还有俞翰西战友王斌寄来的一首纪念诗词，俞刚生曾写道，自己经常朗诵王斌的诗，瞻仰父亲的烈士证明，以激励余生，同时教育子女。

　　俞刚生至死都记得父亲战友王斌在来信中所说的一段话: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与千万红军烈士一样，为革命事业牺牲了，我们这些与你父亲共事过的战友，永远不会忘记他，你应该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爷爷是为祖国解放、革命胜利而牺牲的，是光荣的、不朽的。

　　红军长征的里程

　　各路红军长征里程有所不同。按各路红军中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近二万里，红四方面军长征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

　　通常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所有红军都走的距离，也不是所有红军长征的总里程，而是指红一方面军中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的里程，正如1935年毛泽东所说:“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数字，是在长征过程中逐步统计出来，并在内部的各种会议上宣布的。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到:“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的决定中提到，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余里”。10月23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的陕甘支队领导干部大会上对长征进行总结，宣布:“从瑞金算起，到今天为止，我们共走了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已走了二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