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去年，武汉实行有奖鼓励市民举报车辆违法，结果产生了多达百余人的拍客，一年领走500多万元奖金，一名拍客一周拍摄200多辆闯红灯车辆，获得奖金6000多元。

　　事实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公民举报车辆违章行为是允许的。但在有偿举报政策出台之前，未见拍客如此踊跃。这至少说明，公众对于举报的效果并不足够乐观。

　　而对于行政执法部门来说，行政处罚的证据应由其调查搜集，拍客的证据在法律上是存在问题的，如果违章司机较真，未必对交管部门有利。

　　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了高度细分的分工，正是因为不同人群各尽其责，才能以最高效率实现社会的秩序正常。交管部门是治理交通违法的职能部门，囿于人力难以对每条道路都实时监管，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就随便让渡执法权，公权的授予和让渡应该有一套严密完整的程序。现代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决策过程，而非执法过程，执法权的混乱必然引发社会治理的困境。

　　执法权的随便让渡将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或许比轻微的交通违章后果更为严重。比如，拍客容易引起司机反感，甚至遭到殴打；同样，因为司机违章可能面临罚款，拍客因此也可能勒索敲诈违章司机。类似问题还有很多，无一例外缘于该政策导致的社会角色异化和混乱。

　　其实，交管部门加强监管的手段有很多，比如电子眼，其成本未必比奖励拍违高。而如果执法权让渡，将导致社会角色分工混乱、权力滥用和社会道德秩序的破坏，这显然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