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坐标系。可无论采访俞佳友的同事还是家人,无论受访者是年长者还是青年人,听到的关键词只有两个——记者、农村。
正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高海浩所说,俞佳友始终保有一种“为民情怀”,沉在基层,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策划能力,为底层百姓、困难群众鼓与呼,对他来说,记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是人之使命驱然。
同事看俞佳友:
“犯傻”的真正记者
在浙报集团,34岁时才考进来的俞佳友,算是“大龄新兵”。但他很快以一股“拗劲”令同事们刮目相看。
2007年钱江潮发生卷人事件,所有记者全部撤离后,俞佳友在打捞现场仍然蹲守两天两夜,最终做出了6个版的独家报道;2008年初,杭州遭遇严重冰雪灾害,他从家中踏雪徒步6小时走到报社,一路走,一路帮人推车,一路采访,写的稿子最为生动……
“俞佳友默默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在通讯方式如此发达的时代,不少从业者变成了‘网上记者’‘电话记者’。或许在那些人看来,俞佳友坚持用‘跑’的方式进行采访,是犯傻劲,但正是这种傻劲让他的报道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故事,与众不同。”同事张静说。
“佳友是有悲悯情怀的人,他当过兵,是个真男人,但内心很柔软,见不得别人吃苦。”同事丁原波说,1998年江西抗洪,俞佳友曾在洪水中坚守了20天,而在四川地震灾区,主动请缨的他不仅发回大量报道,而且把身上带着的4200元钱,全部掏出给了受灾群众,“如果不是报社事先买好了机票,都不知道他怎么回杭州。”
报社同事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用于业务探讨和日常交流。俞佳友去青田县万阜乡任农村工作指导员后,基本就在群里“失踪”了,偶尔上线,没说几句话就“闪人”。
后来大家相约去大山里看俞佳友。从杭州直奔乡里花了7个多小时,再加上盘山公路一路绕行,许多人晕了车,开始对俞佳友自驾车的“不易”有了一丝体会。有人统计了俞佳友在山里的“消耗品”:进村调研,走破13双鞋;私车公用,跑坏10多个轮胎……
“佳友总在说,感谢报社对他的支持,我却想说,报社应该感谢他,他用自己的行为为我们这个群体注入了一种精神。”张静说,很多时候,我们高喊着“新闻理想”,认为只有亲历汶川地震、亲历日本大地震,才能实现记者的价值,却不屑于从身边的事踏踏实实地干起。俞佳友不声不响地做着每件事,称不上惊天动地,却在真正实践着记者的使命。
妻子看俞佳友:
“工作狂”
工作与家庭,这是记者这个职业常常需要作出的取舍。在妻子吴飞梅看来,俞佳友“满脑子都是新闻”。“他一到家就打开电脑,不在电脑前就在电视前,要么看着新闻频道,手里还拿着报纸。”吴飞梅说,想给他添置点体面的“行头”,却总被拒绝,“衣服穿得干净就好,做记者就是要普通一点。”结婚多年,俞佳友的朴素、正直与责任感,一直令妻子感到很踏实。只有说到做家务,她有些小小的抱怨,“不主动。不过和他一提,他就立刻做好了。”
夫妻俩都出身农家,经济并不宽裕,家里贷款买车,为的还是俞佳友采访。“在杭州时他跑社会新闻、突发事件比较多,临时叫报社派车很麻烦,杭州打的又难。”只有到刮风下雨的时候,这位双眼戴着千度以上眼镜的妻子才有可能不骑电动车上下班,而享受一下“专车接送”的待遇。
2009年2月俞佳友开着那辆蓝色的别克凯越下乡后,吴飞梅又成了油费报销的“小金库”。由于用车次数多,磕磕碰碰也比较多,为了续保不被保险公司拒绝,一般1000元以下的维修费,都自己“消化”。妻子毫无怨言,只是叮嘱俞佳友说:“在那种山路上开车,宁愿开里面一些,撞了就撞了,不要掉下山去就成。”
按照规定,每个指导员每个月可以回家两趟。可是为了抓紧一切时间为乡亲们办事,俞佳友两三个月回家一趟。可就连这样短暂的团聚,也不时被打断。有一回,俞佳友冒雨开回杭州家中已是晚上9时,刚进家门,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县里要开会。女儿哭着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不让走,被妻子劝开,再默默地为他下了碗面。等俞佳友马不停蹄地赶回县城,已是凌晨两时。还有几回,车都开到了杭州绕城高速,又因为青田有事而调头回去。
2010年,下乡的一年期满了。村民代表们从大山里辗转赶到省城,将联名信递送给浙报集团党委,恳求俞记者再留一年。一直愧疚没有陪伴妻女的俞佳友考虑了整整一晚上,决定再回山乡。他和妻子说山中与自家女儿一般大的孩子,说破旧的屋子与致富的渴求,以及他离开万阜乡的场景,乡亲们流泪拦住他的车子,有人说“你是个想做事的人,留下吧!”吴飞梅又一次“放行”:“去吧,家里有我。”
吴飞梅告诉记者:当时选择俞佳友,就是看中他身上的拼搏和坚持。夫妻两边的大家族,都把他看作主心骨。我所能做的就是支持他,让他专心工作。她去万阜乡探望过丈夫,别人眼中条件艰苦的租屋,在她看来“还好”,“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有个房间,有被子就行了”。她唯一祈祷的,是丈夫天天开车在山路上跑,一定要“出入平安”。
“80后”看俞佳友:
“为农村做事,没错的!”
记者在采访中还意外地发现,俞佳友被不少“80后”青年当做“良师益友”。蒋婕曾在报社跟着俞佳友实习过三个月,“俞老师看上去就像农村来的‘泥腿子’‘乡巴佬’。我开始很纳闷,他有什么魅力得到别人的信任?”
有一次采访车祸,是一辆越野车掉到沟里,驾驶员浑身污泥,臭味熏人。俞佳友带着她到现场后,没有急着采访,而是到旁边人家去打了桶水,帮驾驶员初步清洗。“后来其他媒体都赶到了,一起围着要采访驾驶员,驾驶员就说,俞老师你到前面来。”蒋婕说。
还有一回,要采访一起车祸的目击者。这是一位总是“答非所问”、念叨其他事情的大伯。问不到想要的“重点”,蒋婕有些急躁。“俞老师提醒我说,你对老人家一定要有耐心。他继续笑眯眯听大伯说。大伯感慨,这是今年别人听我说得最长的一次。他最后说了实话,他并没有看到那场车祸。”
“新闻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蒋婕在俞佳友身上深切感受到的。“为了真实性,他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有时候记者们采访完就散了,他自己翻一遍笔记,再和采访对象重复一遍,看有没有理解错误。”
虽然蒋婕最后没有进入媒体工作,但她一直关注着俞佳友的近况。俞佳友下乡去做农村指导员的消息,对她触动很大,“我现在的选择是回农村种树,家里人都觉得好好的一个大学生还回农村,特别没面子。可是我相信俞老师,为农村做事,没错的。”
24岁的万阜乡中心学校老师任泓旭,也是一位提到“俞佳友”便肃然起敬的“80后”。这位此前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辽宁男孩,半年前来到学校工作,心里难免有些落差。一天正赶上孩子们排队领取城里寄来的衣物、文具等,整个学校像过节一样。“我很奇怪,还有人知道我们这里?后来才听说,是乡政府来的一位记者牵线的。”
对充满梦想的年龄来说,这个“白天听鸡叫、晚上听猫叫”的山乡太安静了。在思量间,只见过数面的俞佳友,成了任泓旭的一面镜子。任泓旭说:“同样是人,也都受过教育,人家心甘情愿待在这里,我难道就不行吗?”
(新华社杭州3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