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萌

　　因儿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债台高筑、无钱救治，河间市村民孙文辉前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办公室申请救济，在被告知该病不属于“小天使基金”救助范围的情况下，孙文辉情绪失控，用刀劫持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被警方控制并关押，已然苦难的家庭因此雪上加霜。

　　农民孙文辉无法为违法脱责，这再度证明了良知丧于困地。劫钱治病，但凡头脑冷静一点，也明白不可行。这只能说明这个父亲在当时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陷入绝望，并且没有得到善于新闻炒作的团队的“帮助”。当然，苛责这位父亲不理智也是片面的。理智的、正当的救助渠道对其敞开了吗？

　　对于红十字基金会以及其下属的机构而言，可能天天都会遇到此类求助。可以想见，基金会只能帮助其中一小部分符合救助条件者，而且救助金额有限，更多的人只有继续寻求自救。我们不知道这种“见多识广”会不会降低某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接待求助者的“爱心度”，但我们的确看到了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近万元的餐费发票。当走投无路者与公益机构公款吃喝相映衬时，人们的心中掠过的不只是寒意。不禁要问：某些公益机构，你们是否为扶贫济困尽了最大努力？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慈善机构百分之百地满足求助者的需求。但是，慈善机构至少应让求助者看到哪怕是一缕的曙光。而在目前，这种曙光更多是由媒体报道牵头实现的，半官方的慈善机构会不会感到脸红？

　　有困难找媒体有的时候是灵验的，但这不可能成为常态。媒体终归是依靠眼球效应，当救助需求太多，读者、观众、网友也会“审困疲劳”。不得不说，如果不出现特别的“亮点”，一些媒体对此类问题已失去报道兴趣。这也是导致一些困难人群选择极端方式吸引众人目光的重要原因。而每一次极端行为促成问题的缓解乃至解决，又会激发新的、更极端的行为的发生。极端行为越多，也在使人们的神经越发钝化，此种恶性循环没有出路。

　　所以，济困帮贫最终还是要回到制度性的渠道上来。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医疗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与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则需要公益慈善弥补前者的不足。如今，一些富有爱心的人为什么更愿意亲历亲为地做慈善，而不是把钱简单地捐给某些公立慈善基金，值得思索。人们希望在政策层面，能够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创立放宽标准，使慈善机构之间展开良性竞争，让更多需要被救助的人得到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