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十二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在杭召开，围绕着“诉讼监督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来自全国检察机关的64篇优秀论文脱颖而出，针对当前诉讼监督中的难点和瓶颈，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法学前沿观点。

　　“从近年来发现的比较严重的刑事判决错案来看，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距离当初设定的目标与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桑涛说。

　　桑涛以一个基层检察院的办案情况为标本，提炼出了当前基层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的几大难点:因“小问题”而抗诉居多，因有罪判无罪、重罪明显轻判而抗诉少;侦查监督易，审判监督难;事中监督易，事后监督难;上级检察院支持抗诉易，上级法院改判难;双方出错监督易，存在分歧监督难“;面上”监督易“，幕后”监督难。

　　桑涛认为，要破解审判监督中的这些难题，就要充分利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法提案权以及司法解释权，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立法“。比如，取消庭审活动监督必须庭后提出的规定，对于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如剥夺被告人最后陈述权、违反公开审理制度、违反回避制度等情况，应当赋予公诉人当庭监督权。又如，将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等纳入监督体系，消除刑事审判监督的死角。”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课题组的检察官发现，近年来检察机关获取立案监督线索的渠道并不通畅，现有立案监督的线索来源仍以被害人控告为主，实践中存在一些公安机关把本当立案侦查的案件通过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途径降格处理的情况，检察机关对此无从发现。

　　检察官还指出，尽管现在检察机关倡导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以增强监督的主动性和扩大监督视野，但还没有形成相应统一的规范，依然是制约立案监督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

　　对此，课题组建议，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获取立案监督线索，增设行政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线索和立案监督线索的义务。

　　“过去，我们在实践中也注意到海关、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线索中的作用，但由于缺少强制性规定，一些单位往往不愿意移送或者不知道该如何移送。因此，我们建议强制规定各行政机关一旦发现刑事案件线索，都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同时报检察机关备案，使检察机关从源头上把握立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