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5月8日讯 往昔的浦江,曾因信访量大、越级访多而出名,被列为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
如今的浦江,却因能解积案、善息初访而闻名,被国家信访局称为“浦江经验”。
这一惊人变化,有数据为证。
据统计,2010年浦江县的信访总量比2003年减少57%,疑难信访案件减少90%;2004年以来,全县每年受理的初信初访,95%以上及时得到解决;至今,连续5年在全省信访工作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这一喜人变化,靠的是什么?
连日来,记者深入浦江城乡探寻答案。
一名老上访户的转变:
重在解决是核心
成为一名老上访户,对48岁的何美德来说,纯属“意外”。
他在浦江县西部山区的花桥乡长畈村,做过6年的村委会主任,还办过厂,上世纪90年代揣着几百万元到省外投资。只可惜投资失败,导致他一蹶不振,还离了婚,加上此后发生的一桩官司,使他的人生从此转了个大弯。
官司与何美德的离婚债务分割有关,他不服法院判决,从2003年开始接连打了7场官司。“实在无法再打了,我就开始上访,去过北京。”何美德对记者说。
曾因抗拒法院执行而先后两次被拘留的何美德,去年却意外地选择息事宁人。“很多人说我倔,没想到他们比我还‘倔’。”何美德笑了笑说,长畈村很偏僻,但县、乡领导和信访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上门交心谈心,情真意切,“我上访,其实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拗不过他们。”
就这样,何美德不仅同意息访,还主动引导身边的其他信访群众依法维权,“相信法律公正”。
“2003年,全县有疑难信访案件324件。到2010年,下降为33件。”浦江县委书记张伟亚认为,信访是检验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标尺,必须紧抓“事要解决”这一核心,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在浦江,凡久访不息的信访积案,分别由1至3名县领导实行“四包”(包方案制定、包调处化解、包教育疏导、包息诉息访)、“三亲自”(亲自研究案情、亲自协调处理、亲自督办落实)。同时,针对一些政策性、法律性、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邀请法律工作者和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进行会商,坚持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
虞宅乡虞宅村村干部告诉记者,该村曾因建水晶加工园区引发矛盾,村民多次上访。包案的县委分管领导成立调查组,全面梳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分类逐项深入调查, “每一个问题都让群众了解,每一个解决方案都让群众参与”,经过一年努力,整个事件得到成功化解。
一本信访册子的见证:
强化责任是关键
“老于啊,你生病了,可得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有空我来看你……”
走进浦江县信访局局长吴林文的办公室,他正在给一名已息访的信访人员打电话。办公桌前摊开的一本册子上显示,对方叫于桂枝,78岁。
吴林文稍有空闲,经常会打开这本由“浦江县重信重访案件报结单”装订而成的小册子,给一些生活困难的息访人员打个电话,聊聊近况。
小册子一年比一年薄,信访局门口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这成了吴林文和同事们最欣慰的一件事,“这要归功于近年来构建的信访工作大格局”。
构建信访工作大格局,关键在于责任落实。浦江县明确规定,信访工作由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一岗双责”,县、乡、村三级层层分别签订信访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部门实行“谁引发问题谁负责解决,谁化解矛盾不力谁要被问责”,并通过健全联席会议机制,推动部门“大联动”。乡镇规范首接首办工作环节,把化解责任落实到具体责任人,促使乡镇干部守土有责,人人尽职。
吴林文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强化责任,倒逼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切实负起责任。
记者看到,每张“浦江县重信重访案件报结单”上,都注有责任单位,少则一家,多则七八家。
“如果不是多个部门联合协调,我家的事可能到现在还没办法解决。”于桂枝说,他一直在外地的铁路部门工作,他家的一间祖宅1981年被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大楼迁建征用,由他哥哥代办手续。等他们夫妇回到浦江,没了住处,只好四处申诉。
经信访部门协调,考虑到于桂枝夫妇年老体弱、没有住房的实际情况,县经贸局、县国资公司、县财政局决定联手筹措资金,解决他们的住房租金问题。
“信访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决定着单靠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来抓有时难以奏效,必须整合行政资源,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大格局。浦江等地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信访局调研组经实地调研后,作出了如此评价。
一处南宋古宅的复兴:
完善机制是根本
距浦江县城东面12公里的郑宅镇,有一处被誉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典范的南宋古宅。居住于此的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名冠天下,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如今,它已成为全国AAAA级景区。
“当初刚开发时可是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46岁的村民季柴盛在古镇中心开饭店。他一边炒菜一边对记者说,2001年,县里准备开发“江南第一家”,结果遭到村民强烈抵制,开发被迫暂停。
“其实,老房子已很破旧,大家都盼着早点开发,修缮古宅,复兴古镇。”季柴盛说,但当时镇政府根本没征求村民意见,就制定了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丈量面积也不经村民签字确认,“搬得不明不白,大家自然不同意”。
2005年,浦江准备重启“江南第一家”的开发,并要求必须把尊重群众意愿、维护好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为此开展两个多月的风险预测评估,所有镇干部深入村民家中听取意见。”郑宅镇党委书记李小庆介绍,新出台的拆迁政策、补偿标准都经过村民讨论,所有的丈量数据、返造地基、补偿费等都向村民公布……“我们努力在各个方面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村民很支持,‘江南第一家’第一期建设仅用了半年多,至今没有一人上访。”
浦江县政府负责人说,如今在浦江,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利益调整和重大政策实施出台前,都必须先进行信访维稳风险评估,做到有明显不稳定风险的政策不出台或暂缓出台、绝大多数群众不支持的项目不立项或暂缓立项。
2003年,省委主要领导在浦江接待群众来访时,曾提出“贵在健全制度、长期坚持”的要求。近年来,浦江抓住完善机制这个根本,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不断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前移。
如今在浦江,县领导要坐班接访,定期下访接待群众来访,每月有二三天走村入户,下访约访群众。在县信访局,县信访联合接待中心开展“一站式”服务,确保信访诉求能在第一时间由职能部门直接受理,合理诉求“一揽子”解决。
浦江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通过县领导到联系乡镇(街道)每季排查、乡镇(街道)每月排查、村居社区每周排查,不断增强信访维稳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浙江天听纸业有限公司曾是浦江县唯一连续7年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有员工1000余名。2009年,浦江县主要领导在接访中发现该公司因在外地投资失败面临破产,就主动与企业主、债主、职工进行反复协商,并提出债转股的重整建议方案,使企业重新走上正轨,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2.4亿元,上交税收1063万元,实现多方共赢。
2004年以来,全县每年受理的初信初访、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95%以上得到及时解决。
一项民心工程的启示:
作风转变是基础
一个发轫于浦江农村,旨在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校外教育管理的“春泥计划”,现在已走向全省。
随着浦江农村经济日渐富裕,“家长没时间管、爷爷奶奶没心力管、外来人员孩子没人管”的“三无”现象特别严重。黄宅镇曹街村党支部书记曹龙水说,不仅孩子的校外安全无法保障,而且孩子之间经常打架。
县有关部门发现这一问题后,2006年在曹街村试点成立全国第一家农村未成年人协会,成员是全村近200名孩子,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曹龙水说:“未成年人协会成立后,通过聘教育顾问,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孩子们的行为在悄悄改变。”
曹街村的这一做法很快在浦江全县推开,被当地群众称为“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的民心工程。省人大代表、堂头中学校长童克祖认为,像“春泥计划”看似与信访无关,其实是在源头上预防信访问题的发生,把影响稳定的隐患提前化于无形。
只有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才能谋划于前、化解在先。浦江县委深刻认识到,信访无小事,凡是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办的,就会平安无事;把大事当作小事来做的,迟早要出事;在矛盾凸显期,解决信访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不能被动地等,必须主动地做。
浦江县跳出信访抓信访,把信访工作做成新时期了解民情、解决民忧、集聚民智和获得民心的重要渠道,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