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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多、考核多、台账多、牌子多、机构多、调查多、会议多、汇报多、任务多，为居民服务的时间少”，社区工作的“九多一少”问题，把社区干部压得喘不过气来，为其“松绑”已势在必行。

　　“小巷总理”，听上去冠冕堂皇，背后却隐藏着无数的汗水与心血。居民有需求，哪怕再小也要赶去解决；上级有任务，哪怕不休息也要完成。长年累月，默默无闻。

　　最近，一些社区干部向记者诉苦：居民对他们的期待越来越高，而上级各部门给他们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使得他们有些不堪重负。

　　权力小，压力大

　　日前，记者来到杭州市上城区某社区，一位居民正好来反映：“去年就叫你们把窗外的那棵树移走，到现在还没动静，影响采光不说，虫子都飞到家里来了……”

　　面对居民的牢骚，社区干部只能耐心解释：“是我们做得不到位，我们会继续向区有关部门反映，争取尽快处理好。”

　　其实，居民第一次来反映时，社区就已向绿化部门打报告。绿化部门只同意修枝，不允许砍伐。此后，社区又多次反映此事，但一直无果。

　　“就社区而言，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一旦相关职能部门相互扯皮，我们再怎么反映也没什么用，但面对居民的责问，我们只能检讨自己工作做得不到位。”居委会陈主任说。

　　“很多居民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先找社区。”另外一个社区居委会的刘主任同样有苦无处诉，“对居民反映的问题，社区只能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尴尬的是，有时居民直接找有关部门，反而容易获得‘特许’。问题解决后，有些居民甚至会跑到社区，骂我们干不了事。”

　　事实上，很多居民并不了解社区的性质，认为社区是政府派出机构，社区工作人员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所以我们两头受气，两头都不讨好。”刘主任说，近几年，政府又给社区新增了一块公共服务工作站的牌子。“这意味着社区承担政府职能更加顺理成章，但不管多少牌子，人员就这么多，工作起来顾此失彼，既无法满足居民的需要，又难达到政府的要求。”

　　社区没权力，责任却不小。刘主任向记者透露，上级有关部门与社区签订了消防安全、计划生育、维稳等一系列“责任状”，并列入年度考核。有些事情本来就是职能部门的本职工作，社区协助即可，如今却把责任落到了社区。“一旦出了什么事，我们还要被问责。”

　　对此，余杭区人大常委会曾做过的一项调研指出，社区每年都要接受各级政府部门的大量考核，使得社区工作者忙于应付、不知所措，“行政化”倾向有加剧趋势，严重影响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发挥和为民服务工作的落实。

　　人员少，任务重

　　除政府部门考核压力大外，社区干部还普遍反映要准备的台账太多，而真正为居民服务的时间却很少。

　　同样来自余杭区人大常委会的一份报告认为，社区工作存在“九多一少”：检查多、考核多、台账多、牌子多、机构多、调查多、会议多、汇报多、任务多，为居民服务的时间少。调研发现，现在的社区居委会要承担100多项任务，一些部门不仅下达工作任务，还提出“挂牌”等许多具体要求，一个社区居委会多的有30多块牌子。

　　“有那么多台账要对付，我们哪有时间去为居民服务。”一位社区居委会主任告诉记者，“社区为百姓办实事应是最重要的，现在已本末倒置。”他拿出一本近期需准备好的台账目录，里面分有7个大项目、近100个子项目。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接到有关部门检查通知的前一晚，全员通宵加班打印台账。”一位社区主任说，特别是年底和日常评比时，社区其他工作基本上没时间开展，几乎是天天补台账。

　　拿社区的妇女文教委员来说，一个人要应付妇联、教育等7个部门，台账的多少可想而知。同时，很多职能部门还提出要创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干部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在嵊州采访时，还有位社区居委会主任告诉记者，一年到头，来自各方面的接待、汇报任务也一个紧接一个。有的社区一年接待任务达150多次，社区干部都希望自己有三头六臂，否则根本来不及应付。

　　社区干部还普遍反映，他们80%的精力要花在台账和应付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考核上，而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最多20%。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满意度如何提高？那些矛盾纠纷又叫谁来化解？不少社区干部为此深感困惑。

　　薪水低，留人难

　　薪水低留人难，是“小巷总理”反映的又一现实问题。

　　据有位社区干部反映，2004年时，他们的月工资在600元左右，2008年涨到每月1200多元，现在刚大学毕业的社区工作者每月1400元至1500元。

　　这几年物价上涨，不少单位都涨了工资，社区干部却涨得很少。财政部门划给社区的加班费也是固定的，不管加多少班，加班费总额不变。

　　更让社区干部感到困惑的是，每次填写身份，他们只能选择“其他”：社区干部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人员，更不属于企业。”

　　一位社区居委会主任坦陈，她所在社区有6名近30岁的青年，由于干活累、收入低，至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正因如此，留住人才成为很多社区的一大难题。不少大学毕业生把社区当作“跳板”，工作两年后就去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去企业。心安不下来，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全身心投入。由于工作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有些社区几乎每年都有人辞职。

　　社区干部需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才能确保正常开展工作。像调解居民纠纷，大多时候要靠社区干部与居民之间的感情，不然就很难成功化解。社区干部的流动性一大，就不容易与居民建立感情。一些社区干部不无忧虑地说：“如果我们这批老社区工作者退休，真不敢想象今后会怎样。”

　　严准入，增经费

　　社区居委会为何问题多，压力重？

　　专家分析，这些现象主要是由于角色和功能错位等原因造成。职能部门“有事就找社区”，居民“有困难就求助社区”，使社区成为一个“全能”的综合性管理和服务机构。既达不到完全意义上的群众自治组织要求，也不是行政管理机构，更不是事业部门，却同时具备这3种组织的角色，必然导致社区事务缠身。

　　“社区与街道办事处是协助与指导的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街道办事处不能把社区当成自己的‘腿’和‘脚’。”一位老社区干部直言，有关部门应对这一现象引起重视。

　　据了解，我省曾发文，明确社区工作实行准入制，要求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防止社区“行政化”倾向。然而，有些地方至今未实行这一规定，却把大量行政性工作任务摊派到社区，使社区负担日益加重。

　　“政府部门出台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百姓，但很多时候由于上下沟通不够，往往好事变成坏事。”有专家指出，现在不少决策出台时，没有广泛听取居民意见，最终遗留的问题都是社区来收场。建议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确定专人负责社区工作，以便即时沟通，方便问题解决。

　　此外，经费保障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的社区公共经费9年前是两万元，现在还是两万元。专家建议，应尽快健全社区工作经费投入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正常增长机制。

　　专家评点

　　浙江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钢：当前，社区挂的是非政府的基层自治组织的牌子，做的却多是政府部门的事，这必然会导致社区本身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久而久之，一些小问题也容易变成大问题。要改变这个现状，必须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权利，培养和提高社会自我组织和管理的能力，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