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全省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7日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议上要求干部要大兴艰苦奋斗之风，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27日中国新闻网)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发展之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闻鸡起舞早耕耘，天道酬勤有志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首先归功于国民的艰苦奋斗精神。

　　然而，时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应与科学精神、时代要求相融合。片面地理解艰苦奋斗，片面地将辛苦与幸福挂钩，可能导致白辛苦。

　　国民幸福指数(GNH)包括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指数，这个概念最早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不丹王国，当时的不丹国王认为国家政策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由此看来，“辛苦指数”与幸福指数有冲突的一面，辛苦地追求幸福，不一定能够提升幸福指数。

　　当然，“辛苦指数”或许只是汪洋关于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形象表述，对于广大干部来说，提升自己的“辛苦指数”，等于和民众共辛苦，仅此一点就可能让民众心理平衡，从而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官员的“辛苦指数”看起来并不低，整天开会，视察，招商引资，但其辛苦的根本目的首先不是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还有的官员表面上有艰苦奋斗之风，暗地里却五毒俱全。这样的“辛苦指数”，还是不要为好。

　　干部要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首先得端正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艰苦奋斗风向，然后才能幸福地辛苦——以为人民排忧解难为福。同时，干部“辛苦指数”里要有“科学辛苦指数”，即不搞“运动式”辛苦，“折腾式”辛苦，免得“累死三军”。更不能搞“飘浮式”辛苦，比如一些大城市只热衷于建高楼大厦，地下排水设施不完备，一场暴雨后导致汽车成飘浮物，“人或为鱼鳖”，这是“飘浮式”辛苦使然。

　　“辛苦指数”不好量化也无需量化，民众的心里自有形象的“辛苦指数”。今年4月起，山西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刘维佳带着行李悄然下乡，数次来到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一个叫温庄村的贫困村庄，深入调研后写出《住村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社会反响。这样的行动和思想，最能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辛苦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