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30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 富阳市常安镇，距离富阳县城约50分钟的车程，是一个半山半水，以生态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小镇。

　　多年前，这个偏远小镇，经常出现群众上访事件。

　　常安镇党委书记许昌说，“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一些小纠纷、小事件发展而来的。如何把它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年前，在这个小镇，一个名叫“民间维稳救助基金”的救助模式开始试水。

　　在妥善处理涉稳事件、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该基金把民间筹集来的钱，都用到了民间个案中。

　　信访压力大怎么办

　　常安镇有2万多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约2000人。镇小是非却不少：数年之前，邻里纠纷、打架斗殴的事件频频发生。而这些，往往又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大概2002年的时候，经常发生群众围攻镇政府、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各类到上级政府上访的事件也接连发生。”许昌说，“特别是在一些涉及生命死亡的事件上，政府虽然努力调解，却又往往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其实，这不是常安一地的困境。

　　常安镇负责人民调解的董正茂介绍，“你们理智点”，“你们大度点”，“大家退一步好了”等语言，是实际调解中用得最多的词汇，“其实，这种劝说在实际的调解中，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

　　常安镇官员发现，纠纷发生后的调解，最终都落到经济补偿这个基点上。

　　“特别是在政府的调解之下，当双方在补偿的数额上仅有几万元分歧时，便再也不愿作出让步。在这个微妙的博弈过程中，如何把纠纷短平快地解决掉？”

　　常安镇政府的民间维稳救助基金，就在这个最后时刻发挥了作用，“从基金中拿出钱，把缺口填上，如同一个平衡剂，一锤定音！”

　　建维稳救助金钱从哪来

　　民间维稳救助基金在常安镇萌芽，应该在去年4月。“镇领导早就考虑筹备这样一个基金，问题是钱从哪儿来？”董正茂说。

　　首先考虑的是能否从镇财政中开支，不过最后还是放弃。常安镇以农业为主，政府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开支这些钱不现实。

　　又把眼光投向当地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但经了解，在善款使用上，有明确的条列和分类，而政府面对的是化解处理危机，不在慈善的范围之内，“同时，慈善资金的动用报批严格，手续复杂，而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讲求时效性，刻不容缓”。

　　最后，镇干部们想到发动企业捐助。

　　2010年5月，基金第一次募捐，筹集到8万多元。现在，基金已募集到的资金接近30万元。

　　数次参与募捐的杭州长命电池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增幅说，基金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企业也应该尽一份社会责任。另外，企业在发展中如若遇到纠纷，也可以依靠基金调解和帮助，既是助人，也是自助。

　　基金“出手”事态平稳了

　　去年暑假，在常安镇与场口镇交界处的汤坞水库，发生一起溺水事件：3名在水库边玩耍的小孩，不慎落入水库。一人被救，另两名年仅15岁和8岁的兄妹溺水身亡。

　　两个孩子没有了，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可想而知。家属情绪失控，跑到水库的管理部门讨说法。

　　汤坞水库所有权属于当地三个村，当时作为旅游资源外包了出去，事发时，正有工程队对水库大坝维修施工。

　　调解在事发第二天开始，失败。第二次、第三次调解，也因为死者家属对经济补偿的金额不满而失败。

　　家属准备抬尸去水库管理方。

　　“在农村，如果外村的尸体抬到本村，村民们是非常忌讳的，这样两个当事者之间的纠纷，就会很快发展为两个村之间的纠纷。”董正茂说。关键时刻，负责基金的工作小组商量后决定，在水库管理方答应的补偿金额外，再由基金补助2.5万元，把双方分歧的缺口补上。

　　补偿金额的缺口补上了，死者家属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事态转危为安。

　　【专家观点】

　　维稳基金是政企合作好模式

　　自去年4月，常安镇的民间维稳救助基金已动用了数笔。

　　调解纠纷的同时，当地政府也在摸索经验。目前，基金专门出台了《常安镇维稳救助基金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动用基金必须是涉及到生命死亡的突发事件，同时还设计了一套审批流程。

　　董正茂表示，一般的邻里纠纷，不会动用基金，不然会适得其反，会把小纠纷闹大。

　　在基金实行初期，也有人认为，它类似慈善模式。董正茂认为，两种模式的共同点，都是对困难群众提供帮助。但维稳救助基金主要是在化解矛盾危机、调解纠纷中发挥作用；慈善则主要是救助。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在发生矛盾后，有这样一个基金从资金上给一方一定补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探索。在常安镇的这个基金上，有政府的身影也有企业的身影，这是我们一直倡导的政府和社会合作的良好模式。

　　杨建华表示，政府在进行类似探索的同时，不能仅补偿了事，其他的工作也要同步进行，如对当事人的关心，不仅是物质上的，还应是心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