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执行死刑已有半个多月。这个案子，除了许迈永的官阶高、涉案金额巨大外，还有一个看点:许案背后的行贿人，大多是杭州商界响当当的人物。在许迈永被执行死刑后，他们依然活跃在商界，安然无恙。

　　记者了解到，包括许案在内的反贪案件中，行贿人很少被处理。那么，对行贿人的追究，法律有着怎样的规定?对于他们的行贿行为，是该网开一面，还是该严惩不贷?

　　该不该从轻发落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情中，许迈永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3项罪名，受贿情节共涉及14个行贿单位及个人，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

　　根据媒体已有的公开报道，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以62oo万余元的贿赂额位居许迈永案行贿人之榜首。经法院查明，浙江坤和集团及其子公司为获得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土地使用权，先后8次送给许迈永83o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ooo余万元。

　　在行贿许迈永的众多企业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香港亿科置业集团老板项兴良。他向许迈永巨额行贿，使香港亿科置业先后获得杭州市“西港新界”“、西溪风尚”“、永恒之江商务中心”“、文新图书馆”等项目的开发权。在2oo1年下半年至2oo9年4月间，项兴良先后22次给许迈永送款物，共计人民币2571万余元。

　　另外，香港汇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控制人高志伟，行贿金额21oo万元(经法院认定，其中2000万元属于索贿);浙江海陆控股集团董事长许飞跃，行贿金额折合人民币2o32万余元……根据司法案卷，有媒体整理出了一张行贿名单，14家行贿单位及行贿者名字赫然在列。

　　那么，这些行贿人的命运如何?记者了解到，14个行贿人中仅有1个被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立案调查，目前还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认为，这就是刑法“重受贿轻行贿”理念的体现。

　　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徐宗新认为，从犯罪构成来看，受贿罪是不管你收钱之后办的事是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罪名都成立;而行贿罪却规定只有所托之事是不正当利益，罪名才成立，否则无罪。

　　“实际上，有不少人行贿是为了让受贿方办事更积极、更卖力。比如有的工程方为了顺利拿到货款，去行贿分管工程的领导，又如在职务升迁、入学、就业等方面得到帮助后，给领导送礼表示感谢。虽然都是行贿行为，但因为谋取的都是正当利益，所以并不构成行贿罪。”

　　与此同时，刑法第39o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徐宗新认为，这一条款的规定实际上与“污点证人”制度是一个道理。“行贿者和受贿者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认定贿赂案件关键靠证言，行贿人的证言是证实受贿犯罪的必要证据，没有它，受贿案根本无法定案。如果不给予行贿者一些‘优惠政策’，出于自保的考虑，很多行贿者就不会主动交代行贿行为。”

　　也有不少专家对这种“从轻发落”表示了担忧。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认为“，污点证人”制度，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为了更快侦破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一些办案人员往往和行贿人达成协议，对行贿人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处罚”的承诺，以换取他们的供词。这种办法确实行之有效，但有时会让一些本应被追究行贿罪的人逍遥法外。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刑法第39o条规定‘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不等同于‘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许迈永案中不少行贿人，行贿金额上千万，即便主动交代了行贿情况，也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

　　要不要进黑名单

　　另有专家提出，行贿人即使不被刑法追究，也应该列入检察机关的“行贿黑名单”，让公众知晓其行贿行为。

　　2o1o年1月1日起，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在内，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数据交换平台”正式接受公众查询，被人们称为“行贿黑名单”查询系统。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中收录的1997年以来的浙江的行贿犯罪记录仅8oo余条。而有数据显示，仅2o1o年，浙江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oo5件1249人。“黑名单”的内容仅限于被认定犯行贿罪的单位和个人。除此之外的行贿信息，只供检察机关内部管理和分析，不供对外查询。

　　对此，徐宗新认为，检察机关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论是否构成行贿罪，都将行贿行为全部公开，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也不利于腐败案件的查处。在我看来，一些谋求正当利益的、因受贿人索贿而行贿的、礼尚往来超过‘度’的行贿行为，还是不公开为妥。”

　　上海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居广鉴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行贿“黑名单”查询系统不将有行贿记录者纳入，对已判行贿罪者来说是一种不公平，因为前者还可以进入市场。这是对建立市场诚信体系的一种挑战，也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一个软肋。

　　“我认为，最便捷、最透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向社会公开所有受贿案件的判决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选择性公开。如此一来，所有行贿单位、行贿人、行贿事实，一目了然。”陈有西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