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17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 38℃的高温，徐定陆在烈日下疾步向前。徐定陆穿着绿白相间的T恤，下身穿着白色七分裤，脚穿一双白色的凉鞋。这身装扮，在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港头村，显得格外惹眼。一路上，徐的同村好友纷纷与他打招呼。但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好友们都光着膀子，露出太阳暴晒后黝黑的肌肤。

　　徐定陆是青田县的“华侨村官”。在做村官之前，徐定陆到过100多个国家。在国外创业30多年后，2008年徐定陆在朋友的力邀之下，开始了他的村官生涯。

　　在青田县，像徐定陆这样的“华侨村官”还有很多。在今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青田县出现了59位“华侨村官”，他们都在国外有数十年的打拼历史，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带回来了很多新理念。

　　青田人漂洋过海，出国打拼，一切皆因贫穷。

　　青田县是一个山多地少的贫困县。因为地少，人均只有几分地，导致粮食紧张。青田人漂洋过海，出国打拼，一切皆因贫穷。

　　青田县方山乡周岙村的“华侨村官”周亮洪，家中有5个兄妹，“那个年代，基本没有吃饱过，为了过日子，路旁只要有空隙，就会见缝插针地种上地瓜。”周亮洪说，见缝插针式的耕种模式改变不了地少的根本局面，无奈之下，1987年，周亮洪开始出国打拼。

　　周亮洪去过巴西，但是在短暂停留之后来到西班牙。他在西班牙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馆里打工。后来又租了一间店面从商。可是经营并不顺利，最困难的时候，连房租都无法支付，无奈只能把摊子摆在了地铁口、公园内。“那时候，几个月才做一个集装箱的货”。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每个月都要做十多个集装箱。如今，周亮洪的生意已经涉及贸易、地产，遍布西班牙、南斯拉夫和浙江的湖州、义乌。

　　与周亮洪出国原因略有不同的是，徐定陆是因一场意外的大火走出国门。

　　30多年前，徐定陆在青田县城经营一家家电铺子，后来，一场意外的大火把店内的家电付之一炬。

　　万般无奈之下，徐定陆也加入了青田县的出国大军。在国外30多年的时间内，先后到过100多个国家，直到1999年，才在葡萄牙安顿下来，并成为一家大型娱乐俱乐部的老板。

　　数十年的国外磨练，不仅给青田华侨带来了财富，同样也增长了见识。这也为以后的竞选村官，奠定了基石。

　　一次，从西班牙的媒体上，徐定陆看到关于中国建设新农村的报道。于是2007年，徐定陆在一次回乡探亲之际，特意了解了新农村建设的情况。后来，在村内朋友的力邀之下，决定竞选村委会主任。

　　颇懂策略的徐定陆，一边返回西班牙，把俱乐部整体转租，而另一边，出资10万元，把村里的老年协会翻修一新。

　　就在徐定陆准备竞选港头村村委会主任之际，方山乡周岙村的周亮洪、船寮镇朱店前村的洪树林等人也纷纷不约而同地开始返乡竞选村官。

　　青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饶钦英介绍，在2008年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青田县一下子涌现出36名“华侨村官”。

　　华侨离开家乡数十年，自身经济条件这么好，能适应辛苦的村官生活吗？

　　“华侨村官”密集出现之后，争议四起。

　　有村民认为，这些村官不仅资金丰厚、社交广泛，更重要的是经验丰富。而也有一些村民认为，华侨离开家乡数十年，自身经济条件这么好，能适应辛苦的村官生活吗？放弃国外的生意，他们心里平衡吗？

　　“甚至还有村民怀疑我们是否做几个月后，会偷偷跑回国外。”徐定陆说：“我听到这些声音，什么都不解释，只要自己实实在在做出些东西来，大家也就理解了。”

　　港头村的小学建于80年代初期，年久失修如今已经成危房。在没有政府任何支助的情况下，徐定陆发动在外国的朋友和当地村民，集资重新修建学校。村里学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村里当地的孩子，在学校读书仅30人左右，其余的都是外来民工的子女。

　　“并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少，就不去修建学校了。”徐定陆说。

　　在徐定陆的思维中，村里的很多孩子都随父母出国，在国外读书，享受外国的优质教育，“我们要将心比心，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外国政府一样，给外来民工子女享受同样的优质教育呢？”

　　一名在意大利的同学得知情况后，出资50万。徐定陆和其他两位村干部各出资3万，其他村干部各出资1万……很快，700多万的资金便筹集到位。

　　记者采访时看到，在村委对面，学校的老校门仍未拆除，穿过老校门，里面是正在建设的新学校，新学校已经进入装修阶段。

　　当地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大家都是比较佩服徐定陆，不管自己出资多少，能够从民间筹集700多万不是易事，“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华侨村官的能量。”

　　周亮洪的林业规划依然需要时间来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担任上一届村主任的3年中，他改变了周岙村的交通。

　　让新官上任的周亮洪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村里说是在建设新农村，却没有一份完整的规划，“没有规划，那你要建设一个怎么样的新农村呢？”一个意外的事情，让他更坚定了新农村规划的重要性。

　　青田华侨发达以后，往往会把家中的土楼推倒翻新。因为在有钱之后，村民之间互相攀比，建房一户比一户大，一户比一户高。但是，建好房屋之后，人都回到国外，整幢新房人去楼空。房子翻新无人居住，成了青田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村里七层以上的民宅，空着的比比皆是。”周亮洪说。

　　一次村民建房之中，周亮洪发现村民在重新建房时，依然按照老房子的面积建设。而老房子在建造时没有规划，占地很大，留下的街道却很窄。周亮洪上门劝说，但对方表示大家都在这样建房，为什么他就不能。

　　这位在浙江湖州太湖南岸，投资开发豪华楼盘的地产商人，第一次面对一个民宅犯难。“周岙村到处是新房子，却没有新农村。”周亮洪最终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2009年底，周亮洪个人出资20万元，委托浙江大学花了一年的时间，为周岙村做了一份《新农村建设规划》。规划中，包含了农业观光规划、景观生态林业规划等。目前，规划内容已经交付，正在准备实施阶段。

　　在周亮洪的算盘中，水田依然种水稻，旱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但是，如何让那些留在家中的华侨家属去种植这些旱地呢？

　　“我准备自己先种，种杨梅，或者种从西班牙引进的大樱桃，让大家看见利润，再去发动他们种植。”

　　“如果到那时，大家依然不愿意种呢？”记者问。

　　“那我就借钱给他们种，他们丰收了，还我本金不计利息，如果他们亏本了，就算了，一笔勾销。”周亮洪说。

　　周亮洪的林业规划依然需要时间来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担任上一届村主任的3年中，他改变了周岙村的交通。他自己出资70多万，再发动朋友和村民集资100多万，打通了周岙村下属各自然村的道路，还专门开辟了村内各林业规划点的道路，“要发展，先修路”的基础已经初现端倪。

　　华侨村官的萌芽，在青田县一直存在。

　　青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饶钦英告诉记者，很多年前，青田就有一些村干部握有国外居留证，但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村里处理村务，与其他村干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那时候，这类‘华侨村官’仅仅是个别现象。”

　　回流政策吸引华侨

　　在2008年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华侨村官”在青田县密集涌现，全县414个行政村，出现了36名“华侨村官”。

　　饶钦英分析，华侨回流，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经济形势大好，另一个原因是青田县出现的一些回流政策，吸引他们回家乡投资。

　　青田县侨办主任徐向春认为，“华侨村官”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正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们在海外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且儿女已经成年能够独立发展，本人尚处壮年，以当村官来实现后半辈子的人生价值。

　　上一届“华侨村官”的密集出现，无疑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在今年初，农村新一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青田县涌现出59名“华侨村官”，比上一届增加60%以上，其中有40人担任村两委的一把手，而且很多都是连任。这些“华侨村官”，大多集中在青田县方山、山口、温溪、鹤城等乡镇，而这些乡镇也正是青田华侨的发源地，因为当初走出去的人多，现在回来的人多了，村官出现得也多。

　　选民认可才能过关

　　饶钦英透露，当地领导外出考察时，接触到一些在国外的青田华侨，很多人都表示将回乡竞选村官，“估计以后一段时间内，‘华侨村官’的数量还会上升。”

　　饶钦英表示，组织部门还将把好“华侨村官”的入口关。无论多优秀的华侨，也要依法接受选民的检验，选民认可了才能过关，“不能因为你是华侨，就一定包你当村官。”

　　当2008年，“华侨村官”密集出现以后，青田县委组织部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给予政策的引导。

　　“主要是培训，每年搞几次，他们长期在国外，对国内的政策、法规了解较少，我们把这些给补上，告诉他们如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村官的职责。”饶钦英说，培训的内容还包括宗旨观念和理想信念的教育，还有“新农村党务”和“如何当好村干部”等内容。

　　同时，对于“华侨村官”想做的公益事业，组织部门会设法在提高办事效率上给予帮助，尽量把事情做成。

　　饶钦英还表示，政府对“华侨村官”的扶持，也要把握一个度。如果对他们过度放开，对他们的成长不好。“这些村官在国外闯荡数十年，与人打交道的技巧上非常娴熟，这些本身就是他们的优点，如果政府再对他们过度扶持，也容易给这些‘华侨村官’造成特权。”

　　在困惑中更加成熟

　　数十年的国外经历，徐定陆印象最深的就是外国的农村都是小洋楼，绿化好，生态也好，看上去很清雅。

　　“优美环境靠的是大家的努力，”徐定陆告诉记者，在很多国家，路旁会放着许多个大小不一的垃圾桶，有些是收集生活垃圾的，有些是专门收集玻璃和废旧电池的。生活垃圾每天都会有专人收集，而其他的特殊垃圾，隔一段时间才有人收集。一次，徐在俄罗斯的地铁上看见一名老太一边吃瓜子，一边把瓜子壳用纸包好，放入口袋。出了地铁口，老太才把口袋里的瓜子壳放入一旁的垃圾桶。“那时还很早，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人家就有这样的环保意识了。”这名地铁老太给徐定陆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上村官以后，徐定陆把这种垃圾分类制度也带到了港头村。在港头村的街头，可以看见数个垃圾桶并列排放，但桶内的垃圾并没有分类。

　　徐定陆说，刚开始，他去劝说一户外来民工家庭把垃圾分类，但是遭对方的笑话，说他太超前了，“国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执行好，你居然对农村也提这么高的标准了。”

　　“现在才认识到，村民能把垃圾收集到塑料袋，再扔进垃圾桶已经很好了。”徐定陆笑道，至于分类，还要慢慢推广。

　　当地一位官员私下向记者透露，华侨从国外带回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先进的理念。但是，先进的理念如何在中国农村扎根，仍需要漫长的岁月。同时，“华侨村官”遭遇的这些困惑也并非坏事，村官们可以在困惑中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