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开着越野奔驰车、载着女友的温州90后高三学生马文聪，与小商店店主发生纠纷，打伤店主一周岁多的女儿，还驾车碾伤阻拦其逃逸的吴晓丹。事后，有目击者称马文聪曾叫嚣“我爸是市长”。

　　90后高中生如此蛮横霸道，放置在当前“恶少”频出的社会背景下，按照民众惯常的逻辑判断，马文聪的身世背景非富即贵。也正是臆测到这一点，无论是说过也好，幻听也罢，“我爸是市长”的身份标签无疑是让事件发酵，引发关注力量的最佳手段。所幸，马文聪最终被证实只是某个生意人的儿子，并且其父也很诚恳地道歉，为自己教子无方而懊悔。如若不然，围观之后，泛起的恐怕不只是这些许微澜。

　　只是，一起“鲁莽少年闹市逞凶”的事件，缘何引发民众广泛的围观，甚至差点演绎成疯狂的“挖爹游戏”？探究这一事件中围观者的心理，或许有助于我们剖析民众狂热于“挖爹游戏”的社会诱因。

　　“挖爹游戏”的背景，是日渐显性的“拼爹时代”。而“拼爹时代”，又是由并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和阶层固化所造成的。当下的社会，在资源分配上所体现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而阶层的固化，针对特定的人群和在某些特定的情境，很容易形成僵持或对立的营垒。如果说当下社会弥漫着仇官仇富的情绪，或许有些夸大，但是针对特定人群的不满倒是切切实实存在。正如网友所说：“我们并非仇富，而是憎恨为富不仁；我们并非仇官，而是仇恨为官不义。”也就是说，财富和权势并不是冲击民众心灵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优越地位的群体仁义之缺失，是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群体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身份标签某种意义上成为民意宣泄的出口。每场“挖爹游戏”的背后，除了当事者希望以关注的力量来抗拒权贵压力维护权益之外，围观的众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从之前诸多“挖爹游戏”的案例来看，嚣张的“官二代”、“富二代”背后，往往能够挖出更多的东西，譬如弄权腐败、投机欺诈……“二代”偶然成为公共事件的主角，却成为民众监督的突破口。

　　因而，围观鲁莽张狂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许并不是这些事件的全部意义。除了以围观的力量保护弱者的利益，以弥补法律和制度造成的正义缺憾之外，这场狂热“挖爹游戏”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借少年的莽撞，挖出“为富不仁、为官不义”者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