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这种纠结提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老人摔倒没人扶——最近，各地频频出现的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

　　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警务站贴着海报：“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

　　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但是，刚刚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单位不再“办社会”，难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如何和陌生人相处？

　　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撞人者”、“拾金不昧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