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性奴案，让人惊叹现代社会竟然还暗藏着如此深刻的人性之殇，其所挑衅的社会底线远远突破公众的容忍范围，作恶者的公职身份更是成为公共舆论聚光的焦点。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透露，嫌犯李浩在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工作，属事业编制，非公务员。

　　当公务员的身份成为标签，去身份化就成为部门撇清关系的重要手段，以避免陷入舆论困境。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一些事业编制虽然没有公务员之名，却有公务员之实，尤其是稽查大队，仍依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管理模式与公务员几乎相同。虽然嫌犯并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但依然不妨碍舆论对这些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管理进行质疑。

　　对一个如此挑战正义与伦理底线的案件，当然可以作不同层面的反思，比如嫌犯自身性格的分裂与暴戾、执法机关的疏忽等。洛阳市公安局长向全市公开道歉，4名警员被停止执行职务，就和这有关系。在一系列反思当中，有个极易被忽略的环节，就是单位是否存在疏于职员管控的问题。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在经历过计划经济解体之后，传统意义上无所不管的“单位”出现功能弱化，直接表现在职工乃至公务员对单位的依赖减少了，单位对职员的管控放松了。这原本是公民社会发展的良性表现。但处在转型时期，原有单位的管理由于没有相应的替代，使得一些秩序的“边缘者”在监管上出现真空。

　　即便是一些公权力部门，在内部职员管理上也抱着“别人的私事少管”的态度，放松了对本部门人员最基本的思想和行为的考察。现实生活中，不少外表看似斯文的人，最后犯下令人震惊的罪行，其实不同程度都与这种监管真空有关。同时，不光是单位管理出现了失效，整个社会都因为陌生人的环境而呈现出管理虚空趋势。生活在同一个小区内，邻居间老死不相往来，对别人的事不管不问的陌生人思维，让社会基本的秩序管理出现“黑洞”。本案中，嫌疑人耗时一年在闹市居民区挖地窖，并囚禁他人长达近两年时间，周围的市民一直毫无觉察，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不可思议的案件，总有一系列的生成土壤。性奴案的发生，应该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有着别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