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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在我省一些地方，很多农民早就开始出国打工挣钱——人们称之为“打洋工”。然而，外面的世界不一定都那么精彩，“打洋工”的辛酸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

　　在沿海地区，“漂洋过海赚大钱”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如今，这些传说也飘进山坳坳，成为山区农民的新“财富梦”。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年，也是江山市四都镇埠头村村民周方金命运改变的开始。他怀揣出国淘金的梦想，成为全村走出国门“打洋工”的第一人。

　　十年沉沉浮浮，不变的是致富的渴望，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民像周方金一样走上出国务工的道路。

　　出国淘金，

　　只为脱贫致富

　　“我再也不想出去了。”方水英想了很久，缓慢但又肯定地说道，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现年35岁的方水英，也是江山市四都镇埠头村村民。5年前，就是在周方金等同村人出国淘金的诱惑下，她决心改变一穷二白的家境，去应聘一家在日本的服装厂。经过笔试、面试，方水英等3人被选中。

　　“没办法，都是为了这个家。”方水英想方设法劝服老公，忍痛扔下不停哭喊的儿子，独自飞向一海之隔的日本打工。

　　来到日本名古屋，从未到过大城市的她一下子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坐地铁，不知道怎么购买自助饮料，不知道为什么要靠左行驶，但这一切的茫然，都比不上言语沟通上的不便。

　　方水英去日本前已在上海接受两个月的语言培训，但对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因言语不通，工作进度极其缓慢。“晚上10点多下班后，我都会坚持背一篇课文，再听一会儿收音机。”为了尽快学会日语，出国第一年，方水英几乎每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们从农村出来，苦惯了，这些不算什么。”方水英顿了顿说，“最受不了的还是想儿子。”有时候，她听到收音机里有人喊“妈妈”，她的视线就开始模糊，泪珠禁不住一滴滴滚落下来。

　　可是，与日方服装厂签订的合同规定：必须做满3年后才能回家。后来，因公公病危，方水英曾回国一次，但也只有4天的假，光在路上就花去了两天。看到儿子的那一刻，方水英觉得像是做梦，她兴奋地跑过去拥抱，谁知8岁的儿子却躲到爸爸后面，惊恐地看着她。

　　国外的工作没日没夜，对家的思念无穷无尽。尽管如此，此后几年，方水英还是咬咬牙，一次次打消回国的念头。“要过好日子，总要吃点苦。”她掰着指头说，“如果我在国内打工，就算一分钱都不花，每年也就三四万元钱，但在国外一年就能攒下七八万元，足够装修房子了。”

　　2009年，方水英揣着从日本带回来的20万元人民币，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家楼房装修一新。但如今，她再也不想出去了，理由同样很简单：钱不要多，够孩子读书就好了。

　　有苦有甜，人生无形改变

　　在我省衢州、丽水等山区，像方水英这样为改变家境而出国门务工的农民，为数不少。

　　方水英所在的埠头村是一个总人口只有1383人的小村落，现在却有40多个人远赴新加坡、日本、阿尔及利亚等国务工，是全村在外务工人员数量的一半。每到岁末，村口总会围着从不同国家务工归来的农民，彼此交流收入情况、异乡风俗等，俨然成了小小的联合国交流会。在有侨乡之称的青田，有23万人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该县人口近一半。

　　不过，跨国打工的经历，总是混杂着挣钱的喜悦和背井离乡的艰辛回忆。

　　在60摄氏度高温下露天作业，经常加班加点，忍受风沙袭击，想老婆孩子，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看中文国际频道……在阿尔及利亚做建筑工人的江山人吴庆荣自嘲“打洋工”就是“劳改”。“在那儿的两年，我是掰着指头过日子，实在很辛苦，也很无聊。”吴庆荣说，“出国了才知道，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家的狗窝。”

　　江山人周小王在日本九州一家机械厂打工，上个月刚回来。3年的打工生涯中，使23岁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能谈恋爱”这一合同条款。

　　“一旦发现谈恋爱就会被遣送回国。开始以为3年时间挺短，不谈就不谈，但在异乡真的很空虚。”他有两个同事，就因谈恋爱被发现，公司要将他们遣送回国，他们跳窗逃走，结果两人的腿都摔断了。“这种规定真没有人性。”周小王说。

　　但周边的人发现，周小王出国回来后，行为举止有了很多变化。就如采访中，手机响起的时候，他会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一边走到门外去接；离开会议室时，他会把桌上的水杯一只只收好，将椅子移到桌子底下……“在国外，人人都是这样，我习惯了，没想到村民都夸我真懂礼貌。”周小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打洋工”，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兰溪姑娘陈小美曾到日本名古屋一家服装厂做纺织女工，从日本回来后，因为懂日语，如今她已成为一家外资企业的白领；青田小伙顾青在葡萄牙学会了一手好厨艺，如今在青田老家开起一家葡萄牙风味餐厅。

　　海外月亮，

　　并非更圆更亮

　　有学者认为，跨国打工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国内农民工工资偏低，海外劳务对曾被束缚在土地上和灶台边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机遇。纵然漂洋过海打工的艰辛并非常人所能体会，但跨出国门“挣点大钱”，已成为一些农民在全球化下的新“中国梦”。

　　西班牙巴塞罗那素有“欧洲之花”的美誉，地中海的浪漫，家族大教堂的神圣，让很多人感叹不已。但是这些似乎与青田人张玉莉无关，尽管她已在那里待了有6个年头。

　　6年前，看着周围同学纷纷出国，她也按捺不住“挣大钱”的梦想，当时才高一的她毅然退学，踏上出国务工之路。先是做纺织女工，后又做餐厅服务员，这些工作的共性，就是“无尽地出卖劳力”。

　　“现在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我挣钱的唯一资本就是劳力。”张玉莉初中时就读于青田县温溪镇第一中学，从小学开始，就陆续有同学出国，很多人初中没有读完就跟随父母、朋友等去异国淘金。

　　在学校，不时有耳闻“谁谁谁又挣了大钱”的消息，“我们那里学习风气很差，大家都没什么心思读书，有时候老师急了就跟我们说在国外打工的种种艰辛，但是那时候哪听得进去啊。”张玉莉估算，几乎有2/3的同学最后都走上了出国打工的道路。

　　专家就此指出，国外打工不是享清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没有文化更是如此，意味着只能干粗活、重活与苦活。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国外不是天堂，比在国内苦得多、累得多，没有吃苦的准备，有可能出去没多久就得打道回府。同时，高收入伴随着高风险和高强度，“打洋工”还要注意人身安全和法律风险。

　　权益保障，也是“打洋工”经常遇到的一大问题。如今欧洲、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签证越来越难办，不少农民就以“探亲”的名义去国外打黑工。本想多赚点钱，但很多因自身权益无法保障，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下一屁股债。

　　对此，省职业介绍中心境外就业科工作人员认为，打黑工得不偿失，还是要选择正规的中介机构进行对接。此外，选择出境打工的地方，最好不要挑选发生战乱、流行疾病或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出国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些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风土人情等，以免不适应。

　　专家还指出，随着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与国外的务工收入差别日渐缩小，应该更加审慎地决定是否出国“打洋工”，毕竟“海外的月亮不一定更圆更亮”。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农民从走出家门到走出国门，是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尽管面临着骨肉暂时分离等方面的苦痛，但是相比较而言，他们却更愿意出国务工。这固然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带给农民的一种选择，同时也表明国内就业环境的不容乐观。近几年，国内的“用工荒”几乎年年上演，如何将他们留下来也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工资待遇、加强社会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