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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健康信息卡从出生跟到老
卫生部联手浙江科技人员3年攻关“国家数字卫生”通过验收
远程诊疗系统让原本要到大医院才能治的重病在小医院就能搞定

  为了一项科技成果的验收及介绍会,卫生部部长陈竺、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来到杭州,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这项研究的验收把关,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将惠及全国13亿百姓。

  3年前,卫生部携手浙江省政府启动这项研究时,这是科技部和浙江省最大的民生科技项目,3年间,耗资两亿多元,1000多位科技人员为这项研究付出努力,其中至少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

  前天下午,“国家数字卫生关键技术和区域示范应用研究”项目通过验收,昨天上午,这项简称“国家数字卫生”的成果向海内外媒体推介。

  如今看病有哪些闹心事

  信息技术和医院联姻,旨在破解现存的医疗难题,李兰娟细数如今常见的看病难。

  农村看病不便:因为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

  大医院被挤爆:因为城市80%的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

  看个病检查多:城市居民大多每年体检,但体检报告看完后就塞进抽屉,到医院看病,体检中刚做过的检查又重做一遍,若是转院治疗,两家医院之间的诊疗信息无法共享,从血液常规、血压到验尿、B超,又得重来一遍。

  病史难讲清:多数人一辈子要进多次医院,医生若问你,感冒就医过几次,最高发烧到多少摄氏度,这辈子尝试过哪些药物,对哪些药物过敏,你的家族成员里患过哪些大病,试问有几个人能讲清楚?

  而这些详细病史对医生的诊断相当有帮助,比如一个长年血压不稳定,且有家族心血管病史的人查出血压偏高,和一个刚做过剧烈运动的人查出血压偏高,其背后的意义大不同。

  我该到哪里去看病:去社区医院看病,患者担心医生水平不够,去大医院,人多,诊疗费高,最终医生可能诊断不过是个小毛病。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患者,当地医院的医生可能误判病情严重,千里迢迢赶到大医院,其实没大事;也可能当地的医生没意识到病情的危重,等送至大医院,已回天乏术。

  大处方、大检查怎么避免:受经济利益驱使,有的医生动不动让患者做CT、核磁共振等各项昂贵检查,明明病情不重,却建议患者住院治疗,或是动辄开出大处方,全是高档抗生素、天价进口药,而且一开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药量。

  所有健康信息入数据库

  在医生眼中,一个人的一辈子被划分为10个生命健康期: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青春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

  当一个生命尚在胎动时,妈妈带着他(她)每次测试的体重、拍摄的B超图片,已经被医院记录,待他(她)出生后,将拿到一张陪伴他(她)一生的健康信息卡,此时,信息卡中已有了他(她)的胎儿信息。

  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他(她)每一次到药店的购药记录,每一次到医院测量的体温数据、血液数据、尿液数据,每一次接种的疫苗,每一次献血的经历,每一次手术过程的记录,每一次向医生倾诉的病情,都会被这张健康信息卡记录。

  在健康信息卡的背后,是一个存储每个国人信息的巨大数据库,卡片一刷,就能在全国每个联网的医院,从数据库中读取健康信息。这是种一目了然的呈现:比如一个人的体重,从胎儿时期的1公斤,到读小学时的30公斤,到青年时的60公斤,到中年发福后的85公斤,到老年手术后的70公斤,在屏幕上是一条体重曲线。

  (在浙江22个示范县、市、区,九成以上民众已拥有信息共享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总数达1200多万份。)

  我的隐私会被窃取吗?

  想看到我(虚拟)的健康信息,其难度不亚于从我的银行卡里取钱。你需要手持我的健康信息卡,置于读卡器之上,还要我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并输入密码。只有当我寻求医生帮助时,经我同意后,医生才可看到这些资料。

  医疗研究机构、传染病防控机构也能从数据库中调取健康信息,不过,当这些信息用于研究或公众利益,我的姓名等个人信息会被系统隐去。

  我的一次就诊经历

  今天我感觉头有点晕,胸口发闷,到社区医院寻求帮助,医生为我量了血压,血压数值被自动录入了健康信息卡。医生在电脑屏幕上看到,我最近一年4次测量的血压,每次血压数值波动明显,而且,我的直系亲属中有心脏病患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有些吃不准。

  社区医生点开门诊预约系统,选择了浙医一院一位名医,成功预约到这位医生明天上午的门诊号,与此同时,我的手机接收到一条短信,通知我明天到浙医一院某楼层某科室候诊。

  (浙江是全国率先开展预约诊疗的省份,截至今年2月,已有13家省级医院、59家市县医院接受患者预约,有54万患者在预约平台上注册,累计预约成功78万人次,最高峰一天预约8000人次)

  第二天,浙医一院的名医仅简单询问我几句后,就开始仔细查询我的健康记录。

  血压昨天已经测量,心电图在不久前的体检中也已测试,这些检查结果都被医生采信,结果,未经任何检查,他就判断我的心脏的确出了不小的问题,需要住院手术治疗。

  手术后,我需要打点滴消炎,我住的科室有上百位病人,护士们从前都小心翼翼,生怕把张三的药物打在了李四身上。现在,她们在我的手腕上套了一个环,为我注射前,先扫描一下环上的条形码,再扫描药瓶上的条形码,二者信息匹配才允许注射。

  其实,不只是注射剂,用在我身上所有的医疗设备,包括一把手术钳、一个针管、一个氧气瓶,通过物联网技术,都会开口说话,告诉医生,这个设备是否该为我服务。

  半个月后,我出院了。

  出院之前,我的主治医生打开诊疗系统,向我的社区医生发送一条消息,“您所在社区一位病人心脏搭桥手术后出院,需要定期服用心血管药物,请您指导其用药,并每半个月复诊一次。”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能接到社区医生的电话,在可视的诊疗电话里,他观察着我的气色,听我的陈述,伴随着手势,他告诉我各种药物的服用方法,并根据我当天的感受,提醒我增加或减少药量。

  站在全国名医的肩膀上看病

  一项身体检查结果究竟意味着哪种疾病?得了一种病,用手术治疗还是药物治疗?若是手术治疗,用哪种手术为佳?若药物治疗,哪几种药物最对症,该服用多长时间?

  同一种病症,其实有着相对固定的用药方式、治疗步骤,而目前,同一个人得了感冒,找不同的医生治疗,开出的诊疗方案或许大相径庭。

  数字卫生科研项目找到了全国顶尖的名医,经名医们的会商,92种治疗方式相对固定疾病的临床路径被找了出来。

  所谓一种疾病的临床路径,即怀疑病人患有这种疾病,该做哪些检查确认,当查明疾病的轻重后,分门别类列出住院或门诊治疗方案,细致到用哪几种药物,剂量多大,若服用后无效,该如何处置,服用后出现过敏等副作用该怎么办。

  还有168种人们常患的主要疾病,名医们为它们设计了一套“知识系统”,这套知识系统里,涵盖了这些疾病的诊断、推荐治疗方案。

  患者就医时,若被确诊的疾病有固定的临床路径,电脑将自动给出几种可行的治疗方案,让医生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

  李兰娟说,名医的门诊号永远供不应求,有了这套数字医疗系统,全国顶尖医生的医疗经验可让所有医生共享,让大家站在名医的肩膀上为病人服务。

  想开高档抗生素诊疗系统说“不”

  有了这套智能化的诊疗系统,部分不良医生肆意开大处方、住院单、滥用昂贵检查的路将被堵死。

  经过初诊,医生必须将诊断结果输入电脑,比如初步诊断是感冒,系统将会自动屏蔽CT、彩超、核磁共振等高昂检查,只列出几项和感冒相关的检查供医生选择。

  若某位医生初步诊断某位病人患了重症,一番昂贵检查下来,发现诊断完全失误,我不过患的是普通感冒,这位医生不仅可能会被追责,而且由于对他的诊疗水平存疑,他今后升职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都可能受阻。

  医生更无法对检查结果做手脚,检查前,先刷我的健康卡,检查完毕,无需医生填写,我的检查信息就被系统自动录入。

  若最终确认病人得的是感冒、咽喉炎等一般病症,开处方时,诊疗系统会自动屏蔽如今处方中随处可见的高档抗生素,普通炎症只能开出青霉素、阿莫西林等药,而头孢等高档药被禁止。不仅如此,当医保名录里有药物可治疗此种病症,医生想开医保目录外的贵药、进口药,系统也会坚决说“不”。

  一次开药的剂量也被严格限定,若不是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病,医生开一张处方,顶多能使用3-5天的剂量。

  有了这套全透明的诊疗系统,医生的专业行为全晒在阳光下,病人若对治疗有异议,仲裁部门调看诊疗记录,就能判定这次诊断中医生是否藏了私心,违背了职业道德。

  病人也可能被“召回”

  在这套全国联网的诊疗系统中,不仅记录了每个人一辈子的健康相关信息,每一种药物、医疗器械从出厂到被使用,到变成医疗垃圾的过程,都被忠实记录。

  此时,若某种药物质量不过关,某位病人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药监部门可马上介入,通过系统查询全国有多少病人曾服用这批药物,通过诊疗系统里的个人资料,联系到每位可能受害的病人,通知他们到医院做检查。这就像如今常见的汽车召回制度,医疗部门可将存在风险的病人召回。

  一家餐馆的包子里被掺了毒物,吃过包子的顾客中毒后分头到多家医院就诊,在诊疗系统上,卫生部门会发现这种相似度很高的多人中毒症状,当询问多位中毒人员的饮食经历后,所有线索会指向这家餐馆。

  疾病控制部门会时常察看这套数字诊疗系统,比如发现某座县城这个秋天呼吸道病人格外多,就能会同环保部门找原因,是否县城周边有企业偷偷排放有毒气体?不仅找出污染源头,还能把预防呼吸道疾病的科普知识通过社区医生向全体居民传播。

  2008年,温家宝总理曾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与李兰娟对话,对浙江医生为灾区人民的帮助表示感谢。

  作为“国家数字卫生”的内容之一,这套远程诊疗系统已连通了省内10家省级医院、150家县医院、5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还推广到江西、贵州、四川、辽宁,乃至美国、印度尼西亚。

  22个县市区平均住院费为啥降了12.5%

  在浙江,16000多个危重症病人受益于远程诊断,3500多位重症病人在大医院名医的全程监护下,度过了危险期。在示范区内的22个县市区,凭借这套远程诊断设备,平均住院费用下降了12.5%,危重患者转到大医院治疗的比率下降了38.3%,医疗纠纷减少了28.57%。原本要到大医院才能治疗的重症,在老家就搞定,病人省下了路费、陪护费、住宿费,加之低等级医院医药费更便宜,直接为病人省钱。

  我们来看几个实例。

  病例1.北仑重病患者刘先生

  从乡、到区、再到省级医院,三所医院在互联网上齐心合力,挽救了刘先生的生命。

  68岁的刘先生家住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乡,不久前,他感到胸口下部疼痛,并伴随腰背部针刺感,来到家门口的梅山卫生院检查,B超显示,他有胰管扩张、胆总管增宽、胆囊肿大等症状,梅山卫生院通过“远程双向转诊系统”联系浙医一院北仑分院普外科。

  在远程诊断系统中,病人的B超图片、身体各项指标、样貌都被显示,医生远程诊断认为,刘先生已患重度黄疸一周左右。

  北仑分院告知卫生院,让病人过来进一步检查,之后初步诊断为胰头恶性肿瘤,且刘先生有消化道出血及支气管扩张咯血的病史,治疗难度较大。

  北仑分院随即请浙医一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沈岩为其进行远程网络会诊,双方商讨治疗方案,并进行周密的术前准备。

  几天后,沈岩赴北仑分院为刘先生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历经6个小时,手术顺利完成。术后经几天观察各项生命体征平稳,遂下转至梅山卫生院进一步康复。

  患者治疗情况及各项检查结果等详细信息,通过北仑分院与梅山卫生院联网的双向转诊平台第一时间转至梅山卫生院,由梅山卫生院相关医生接诊。刘先生只需携带病历即可在梅山卫生院进行后续治疗与康复指导。

  病例2.兰溪车祸伤者小陈

  兰溪市派出所警员小陈在执行任务时,不幸与大货车相撞,被送进兰溪市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他双侧肋骨骨折、肺挫伤、胸腔积液,并且创伤性休克。

  为明确诊断及治疗方案,兰溪市人民医院于当天下午立即通过网络医疗服务平台,向浙医一院ICU(重症监护室)提出远程危重持续监护请求。浙一ICU主任陈俭根据病情描述、CT片和呼吸机上的参数向主治医师给出了建议。

  经过浙医一院3天的持续监护,患者神志清醒,精神状态佳,循环稳定,气胸好转,整个监护过程就是“省级ICU专家团队在您身边”。

  病例3.舟山大出血产妇

  舟山的小岛上,平日里坐轮船转汽车到杭州都动辄五六个小时,若碰上大风大雾,渡船停航,重症病人以前只能听天由命,就在这样一个群岛地区,最近5年来没有一个孕妇和产妇因难产死亡。

  有一次,舟山小岛上的一位产妇在家自然分娩后大出血,在当地医院进行子宫次全切除术后转入ICU监护,病人呼吸衰竭,危在旦夕,转院已来不及。浙医一院ICU专家进行远程重症会诊,实时参与当地医院全院大讨论,共同制定抢救方案。针对两次突发心衰、急性肺水肿,浙医一院ICU专家及时拿出抢救措施,患者病情逐步稳定。据都市快报 王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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