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晚，在“新闻1+1”节目中，白岩松为我们解读了23日发生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遇害(一死三伤)事件，以及该事件引发的社会反响。看完节目，思绪杂乱。

　　一、关于“医患纠纷”

　　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行凶者的凶残，受害者的无辜，几乎是无须辨析的。困难的是厘清该事件与“医患纠纷”的关系，因此，白岩松称“这不是什么医患纠纷”。但是，白岩松又说，“如果我们把医生当成敌人的话……”这个假设，把人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一部分是“医生”，这不就是关于“医患矛盾”的思维吗？而3月24日中国医师协会以“人神共愤，惨无人道”为题发表了声明，要求严惩凶手；同时还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希望社会听到这种呼声——这也是对“医患矛盾”的思考和呼吁。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按规定走法律程序就可以了。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该事件的性质不是“医患纠纷”，但它很难摆脱“医患纠纷”这个背景。医患关系，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二、关于“高兴”

　　腾讯网对此事件做了一个调查，共有6161人次投票。在4个选项中，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而选择“高兴”的高达4018人次，占到了全部投票人次的65%。

　　对这样的惨剧，竟然会设置“高兴”的选项！该项调查的策划者太冷血了。但是，有65%的人选择“高兴”，似乎证明策划者有“先见之明”。这4018人，都是一样的“高兴”吗？他们之间，难道没有任何区别吗？有的人，会不会是自认为是医患矛盾的受害者，借此发泄情绪？有的人，可能与此事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利害关系，也可能会选择“高兴”——估计他不会设身处地想一想，他的“高兴”，对受害者及其亲友，乃至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很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遇到堵车、拥挤时常会听到有人说“怎么不来一个地震”——他以为自己跟“地震”是无关的，就如同某些“高兴者”不会去想自己的“高兴”会影响他人对社会的观感、判断，进而影响他人的行为，而他人的行为最终有可能影响到“高兴者”自己的生存。

　　鲁迅曾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现在似乎还可以加一句：造化已经完满到让人看不到自身所受的威胁，而且在不自知中自残。

　　三、关于“仇恨”

　　白岩松用“仇恨”一词来指称某种情绪，而我更倾向于用“敌意”一词。因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结核，考虑到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哈一医医生建议李先治好肺结核病，再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李某某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仅仅是因为“不满”，李某就去商店买了水果刀，回到医院行凶，而且一死三伤4位医生，都没有与李某接触过，都不是当初给他看病的医生。

　　稍加辨析，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李某的敌意“燃点”很低，“不满”立即上升为“敌视”，情绪很快变成行为；二是敌视的“泛化”，将特定的某人引起的不满，转移到其他既无辜也无关的人头上，心理上全无障碍，变成了一个完全受敌意控制的魔鬼。

　　虽然目前还无法获知李某以前的经历，但不难发现，李某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并不为李某一人所独有。在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诸多极端或不太极端的案件中，人们都读出了“戾气”，暴戾之气，必以他人为敌。所谓“敌人”，即利益关系截然对立，“不共戴天”者也。由此观之，“高兴”，是不是也是一种“戾气”、敌意呢？

　　因了四千余人次的“高兴”，白岩松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凶手当中的一员呢？”这是因为，这种敌意很可能蛰伏于很多人内心深处，只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罢了。如果敌意的恶性发作愈来愈普遍，其他个体心中的敌意的“燃点”也会随之降低，这时候，个人的自省、自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对社会管理者来说，应当尽快调整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包括调整利益分配，以缓解、化解敌意。遏制此类恶性事件，头盔、盾牌、防割手套、强光手电、催泪喷雾剂、防刺背心等“硬件”，有多少治标的作用就值得怀疑，治本更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