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贪官与奢侈品之间，似乎有了不解之缘。在各地查处的贪腐案子中，一些官员因奢侈品而下马，还有一些官员在查处后被发现拥有大量奢侈品。很多官员之所以热衷奢侈品，并不在于其实用价值，而在于奢侈品能给他们带来一种优越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奢贪”的盛行，关键在于官本位的特权思想在作怪。

　　9月11日，姚琪站在嘉兴秀洲法院被告人席上。出事前，他是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尽管职位不高，但他有一个特殊爱好——喜欢名表。在被指控的受贿物品中，他有3块价值不菲的名表。

　　“又是一位‘表哥’。”前段时间，陕西省安监局长因戴名表被网友称为“表哥”，如今，知情人也这么调侃姚琪。

　　戴包包、烟票局长、天价烟局长……这些都是公众给那些落马官员的称谓，近年来的案例表明，贪官对奢侈品消费往往有着特殊爱好，而这些黑色财富背后，隐藏的是权力衍生出的权钱交易。

　　名包名表的诱惑

　　对于姚琪的奢侈品喜好，熟悉他的朋友才能看出端倪。平日里，姚琪经常穿一件黑色西装，并不起眼，不过举手投足之间，你会看到他的右手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

　　姚琪的落马，就和这只藏在袖子里的金表有着密切关系。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姚琪第一次“恋上”名表，是因为他一位经商的朋友，姓张。

　　两人之所以热乎，是因为姚琪手中掌握着土地方面的优惠政策，为了得到好处，张某先后12次给姚琪送去现金。然而，慢慢地，姚琪对现金贿赂有些“审美疲劳”，张某见风使舵，献上了新的礼品：一只价值38400港元欧米茄手表。姚琪眼前一亮，欢喜笑纳。听说姚琪对表感兴趣，嘉兴某车业公司负责人吴某也识趣地送上一对价值8万多元的男女对表。

　　奢侈品对于官员的诱惑，从许多案例中都可窥一斑。据相关人士介绍，比较常见的行贿方式是，在大笔金钱以及物品中，再搭上几件奢侈品。

　　桐乡市规划建设局原局长王为民给人印象比较“保守”，但买起奢侈品绝不手软。一次，王为民对一家纺织公司负责人暗示，想去香港购物，这名老板不仅全包了王为民到香港旅游的花费，还为他在香港买的LV包、爱马仕衬衫等奢侈品买单。

　　宁波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副局长贺富昌也是如此。他在土地使用权、职务升迁等事项上为别人谋取利益，受贿金额达1664万余元，被判处死缓。在受贿物品中，就有价值人民币58万余元的汽车、钻戒、名表等贵重物品。

　　有人随机抽取北京法院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与人们常认为的名表和名包等奢侈品相比，名烟或名酒、知名补品也很受欢迎。我省一些地方抓获的贪官中，常常能发现烟票——这张小小的纸，能换到几万元甚至10多万元现金。乐清规划局监察大队原办事员黄某在多次贿赂中成了中华烟的“专家”，居然不愿意要“1字头”的中华烟，只愿意收价格更贵的“3字头”。

　　权钱交易藏玄机

　　奢侈品，对某些人来说，在高价格的衬托下，也暗示着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和与众不同。当奢侈品来到中国，就成为一些官员展现自身特权和地位的“饰品”。

　　台州市路桥区规划管理处原主任林啸就是这么一个“自恃不同”的贪官。求他办事的人发现，用现金贿赂往往会“此路不通”，但路桥某房地产公司的经理黄某送上一只市价5万多的手机，林啸就欣然收下了。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送上各种名牌，短短几年里，林啸的手机就换了八九次，路桥一家房产公司的老总一次就送上好几套高档衣服，价值3万多元，除此之外，他还收了不少购物券，是当地一家名牌服饰店的老主顾……

　　照理说，日常生活中，衣着穿戴是个人的自由，但当群众看到官员身上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包和表，就不免质疑单凭公务员的有限收入，如何承担这些高消费？很自然就会想到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以及当前形势严峻的贪污腐败。

　　其实，在过去，奢侈品在贪官的受贿礼单上并非这么受欢迎。“在以往出现的案例中，贪官热衷的是现金，或者金银首饰等容易兑现的物品。”一位检察官说，以前奢侈品并不普遍，而且难以鉴定价值，不实用。

　　然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一位检察官认为，绝大多数贪官之所以收受奢侈品，主要还是因为“圈子意识”在作怪：周围接触的人中，大家都以使用奢侈品为荣，耳濡目染地，就渐渐陷入了这个怪圈。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戴国森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任职之初，他曾作出廉政承诺，表示要“坚决拒收财物，带头抵制各种奢侈浪费行为”。

　　然而，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和老板接触，看到他们不再是“穿金戴银”，而是热衷于用洋气的名表和包，于是也禁不住诱惑，一方面为老板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广收奢侈品。等到案发时，从他家中，搜出大量的名牌包，以至于被人冠以“戴包包”之名。

　　“除了艳羡外，贪官爱收奢侈品，是因为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可以借口这是‘礼尚往来’，为自己脱罪。”省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在我省办理的案例中，有收受奢侈品的贪官狡辩称以为别人送的东西是假货，价值不高，所以才收受。此外，奢侈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差别较大，难以认定受贿数额，正是有了这种“自我安慰”的心理，所以一些贪官对收受奢侈品，也就相对更热衷一点。

　　穿戴奢侈非小事

　　虽然从总体情况来看，奢侈品在官员的受贿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大，然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小。

　　前段时间，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被拍到在车祸现场面带微笑。结果被网友揭发出，他有11块名表，随后他的手镯、眼镜、皮带等奢侈品，又被网友逐一曝光，其中一副眼镜高达13万元；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因为抽名烟，进而被纪委调查，以至锒铛入狱。

　　当然，穿戴奢侈者并不一定就是贪腐者，近年来的案件也显示，许多贪官和奢侈品绝缘，但对于官员们使用奢侈品，群众都抱有很强的厌恶心理。

　　“以往，我们的领导干部皆以简朴、平实形象示人，官员使用奢侈品很容易引发贪腐的联想。”有关人士认为，当许多老百姓还与奢侈品无缘时，党的领导干部使用奢侈品，虽然不见得来路不正，但给群众带来的是反感和厌恶，从而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试想，当前还有一些百姓生活贫困，而干部却穿金戴银、衣着光鲜，会在群众中产生何种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真正愿意密切联系群众、倡导艰苦朴素的领导干部，不适宜穿戴奢侈品。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在监督与制衡机制上花大力气，充分发挥“制度反腐”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认识到穿戴奢侈绝非小事，领导干部不仅要在工作上作出实绩，同时在自身形象和作风上也必须符合群众的期待，经得起群众的检验。

　　专家观点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安：奢侈消费品，对于某些优越感意识强烈的官员而言，有着很强的体现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诱惑力。官员应该正确树立自己的价值观，认识到手中的权力，不是用来炫耀自己与众不同，而是为人民服务，杜绝特权意识和虚荣心。纪检监察部门应该加大对官员使用奢侈品的监督力度，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防微杜渐，以免他们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