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做出如此判断的，不是国内新闻机构，而是国际知名媒体。从辽阔的非洲大陆，到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从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到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关注未来中国的走向。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创造”、“改变”与“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一条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间结束了停滞岁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气象，也翻腾起泥沙俱下的残渣积垢；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前景，也潜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对它的认知，站在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观照，截取不同的断面，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评价、不同的结论。

　　即使对过去的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的发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有人却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国家重商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千年以来最为辉煌的位置，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柯立芝繁荣”……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预言，修正着教科书上的论断，革新着固有的观念。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国改革的人，今天却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说法。

　　任何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积累一些深层次问题。相比于望远镜式的眺望、显微镜式的挑剔、放大镜式的打量，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定见所缚，使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判断把握，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三)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在历史的大视野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图景？

　　当这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于1978年驶入起飞跑道的中国，仍然不减经济的增势，在为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站在了一个关键路口。

　　从发展方位看，这是一个“战略关键期”。这十年，中国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段，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十年。走好这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足轻重。

　　从发展阶段看，这是一个“转型碰撞期”。进入新世纪，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

　　从发展环境看，这是一个“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实力的起伏消长，深刻地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世界历史500年未见的转型”，引发了守成国家疑惧重重的复杂心态。对“另一种制度”的强烈担忧，让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冷战以来最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更有“风必摧之”的烦恼。

　　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一个“寻找驱动期”。原有的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消减，制度红利还未完全释放。传统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

　　这是过去十年我们党所要面对的多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说上一个十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之际，在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不适应形势变化纷纷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的中国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有力地肩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那么这一个十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繁重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社会主义中国能否从挑战中艰难突围，决定了这条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说服力。

　　(四)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曾把历史比作海洋，把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与深处，并将二者描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依此逻辑，如果我们想透过这十年发展的“表象”，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既定格局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已经迈入小康社会门槛，但这一小康却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方面，经济增长翻了近两番，另一方面，我们每创造1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物质生活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当此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得好，中国就能为全面小康奠定决定性基础，把百年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历史三峡”，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已经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国强国之路上，内部环境与外部局势的风险与矛盾，正日益叠加、互相激荡。国际贸易、消费方式、通讯工具的变革，市场放宽与资本流动，两极世界的终结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崛起，让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实际上是首位将中国当作全球化体系一部分来管理的领导人”。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国奇迹结束了吗？这个30多年来被西方人问得嘴角起泡的疑问，在这10年中，伴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年间中国充满勇气的转变，引发了“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的浩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危机，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久聚不散，当西方世界开始“为资本主义会诊”的反思，当“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作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手握20万亿元主权资产，中国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灵活的市场之手力挽危局，以强大的组织动员机制举全民之力共渡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答卷，成为“中国道路”近十年来卓越成就的鲜明注脚。

　　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十年。中国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

　　这也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十年。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个千年农业大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以亿计的网民活跃于井喷般增长的虚拟空间。取消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社保体系初步建立，一项项重视民生、倾听民意、保障民权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写入党和国家的法律文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党宣言成为执政理念，“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为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走过十年，这样的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从一定程度看，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出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发展完善的历程。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辉煌与荣耀，收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喜，但同样遭遇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感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铭记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悲壮，承受了发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闹剧。

　　这十年，无情灾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发事件一次次惊心动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什么让“中国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总结不同寻常的十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