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人“日久生情”？

　　那必定是一座让人们生活其中满怀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和成就感，从而对其充满认同感的城市。

　　化身这样一座城市，温州的成长历程中有一道必答题——“社会管理创新”。

　　这道题，考量的是能否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建设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考量的是能否借焕然新生城市形象之机，让老百姓过上“三生融合”的幸福生活？

　　“十二五”开局之年，我们在“答题”之时打开了社会管理的新局面：理顺功能区、中心镇管理体制，推进村级组织“转并联”，加强社区社团社工建设，完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大铺图纸，大气构架，一笔一画，诠释的是因地制宜的社会管理创新。

　　然而，静心审视，这一切还仅仅是乍得雏形。

　　社会管理形态低小散、结构不均衡、服务不到位；社会组织发展缺乏制度保障和成长空间；社工队伍服务能力不强、服务水平不高；居民参与自治的社会氛围不浓厚、运行机制不健全……大大小小的缺憾、林林总总的问题，告诉我们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

　　在全国各地“赶考”之时，如何才能不落后，扬长避短，创出特色，值得我们深思力行。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眼前依然有较长的一段路要奋力前行。

　　看成绩——

　　大胆探索，框架已成

　　区域竞争力是决定一个地方发展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相对于经济、政府转型，社会转型更能体现一个地方的软实力。

　　没有固定的模式可遵循，也没有现成的解法可套用。但这对于乐于创新，勇于探索的温州人而言，并不是停下脚步的理由。

　　曾几何时，敢想敢干的温州人不仅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创出成绩，也曾在社会管理创新历程中留下令人记忆深刻的脚印：

　　一直以来，温州非公企业工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为这座民营经济大市的和谐稳定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维护，发挥了作用。2003年，平阳箫江的塑编行业工会率先推出工资协商制度，在各地涌现用工荒时，为外来务工人员“撑起腰杆”、“稳定军心”。这一制度很快在全市其他行业中广泛推行，为民间社会组织如何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作出了有效探索，并曾一度被创新管理专家刘先明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好经验宣传介绍。

　　2010年1月，温州市业主和谐生活研究会挂牌成立。一个由工程师、律师、法官、社区主任等9人组成的团体，穿梭于物业主、物业、房开商之间，扮演小区业委会“娘家”角色，探索促进小区和谐联合自治的新型模式。这一组织的成立，开创了全国民间社团协调小区各类社会矛盾之先河，在探索社会自治管理模式上先行一步，投石问路……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中国政治事务的焦点词汇。由中央至地方，全国上下掀起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热潮。

　　看杭州，4万多人的“和事佬”队伍，让我们感叹。

　　看宁波，24小时受理网民问题的政府网上发言人制度，令我们佩服。

　　看青岛，民办养老机构免费向社区老人开放，给我们示范。

　　看厦门，创新社会管理“民”之氛围浓厚，叫我们羡慕……

　　深刻的比较、明确的距离，提醒我们比追赶超的必要：

　　审时度势，体察自身，副省长、市委书记陈德荣说：“在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段，较之经济建设，温州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必须站在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现代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无论大势所趋，还是自身必须，于温州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这一年，我们大举掀起体制机制改革之潮，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希望改变社会形态低小散之状，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一年时间，通过做强做大城市功能区和中心镇，初步搭建了城乡社区组织平台。同时，大力推行村级组织“转并联”，完善社区内部治理结构，形成权力制衡机制，现在的农村联合社区将最终成为最基层的自治组织。

　　这一年，我们紧抓“三分三改”，决心让基层民主政治与经济利益脱钩，把基层组织自我服务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通过“三分三改”，今后，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管理服务事务都上升到社区平台，而基层组织成员也不再“紧盯”经济利益，自然而然就把重心转到服务老百姓上来，把服务社会当成职业。

　　这一年，我们把“流动人口”改称“新居民”，意图借名称之变，展现一座城市广纳四海的情怀，并借四海之力“给力”这座城市的管理与服务。

　　这一年，可以看见，无论是市新居民服务管理局的“十二五”规划，还是有关加强新居民参政议事工作、金融服务等具体实施意见的出台，都为他们更好地融入温州注入一股强劲的“催化剂”。今后，他们将化为为温州社会提供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一年，针对社会服务发展缓慢，我们把社区、社团、社工“三社”建设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目的是让公共服务体系尽快健全，公共品供给能跟上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需求。从一个称为“市委社工委”的新机构宣告成立，到“三社互动”的社会管理工作运行机制逐步清晰，温州正在更加重心明确、有的放矢地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扳指数来，一项项政策的推出，温州的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搭好框架，铺成大纲。

　　看不足——

　　肌理待梳，奋力追赶

　　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效当如何衡量？群众满意度是一个重要指标。

　　2009年发布的全省年度民生指数与民生评价报告显示，全省11个地市中，我市的民生调查满意度指数排在全省末位。比之先进地区，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

　　且看深圳。通过民政改革，打破“公募基金会由民间发起成立、不设业务主管单位”两道藩篱。以社会组织迅速壮大、民间力量大受激发为成果，证明了只要有序放开、合理监管，社会组织不仅不会给政府“添乱”，还能成为政府下一步改革的强劲“助力”。

　　比对温州。我们也曾有很多民间自发组织的团体，但因为过去“准入门槛”较高等制约，未经民政局登记的超过1.3万家，已登记的仅4千余家。未登记的社会团体往往缺乏政策、资金扶持，存在资源缺乏、人才缺乏、公信力不够、动员能力差等问题，生命力也短。总体上，这几年社会组织发展明显不足，大量社会团体“自生自灭”，又从何谈起服务社会、帮助政府？

　　再看宁波。根据网络这个新时代虚拟社交平台的特点，推出《关于建立政府网上发言人制度的试行办法》，规定网上发言人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受理，7个工作日内回复。同时，搭建了全市网络舆情信息平台，实施网络问政和网络实名两大工程。目前，宁波市拥有市、县、乡三级网上发言人队伍，配套机制健全，把“被动式管理”变成“主动式服务”，大大激发了基层自治的活力。

　　反观温州。眼下，基层民众亟需一个监督官员、疏导情感的机会；同时，官员需要更多掌握民情舆情的渠道，从而更好地开展社会管理。对于这些需求，我们也曾有所尝试：借一些年度活动让政府部门网上晒工作，听建议；一些部门单位也相继开通官方微博，公开工作，倾听民声。但因为缺乏配套机制，借几场活动搭建沟通“桥梁”或凭几个部门单位摸索尝试，都难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民意表达平台，对社会管理工作起到作用也显然“不给力”。

　　比较是为了看清不足，剖析是为了深挖原因，进而梳通肌理。

　　就像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本身就千头万绪，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并不稀奇地“一抓一大把”。

　　“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吴玉宗分析道，社会管理创新之所谓“创新”，关键在于公民参与，共同管理社会，而不是政府单向度管理。而如今，无论是管理形态低小散、社会组织发展不足，还是其他“症结”，刨根究底，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管理观念还没有彻底更新。

　　看看街道、社区这些最贴近基层群众的机构，本应当充满“民”的味道，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同时，处处彰显群众自我管理的力量。而现在，它们更像“官员满座”的地方，事事要管，管得费劲，又难以到位。与此同时，老百姓也习惯了“被管”，在一些应当发挥群众作用的地方表现得“事不关己”，对于“公共家园”的认同感很低。

　　吴玉宗说，我们过去经常担忧“放”得太多，但现在要强调依靠群众的力量，所有管理必须本着民可载舟的思想来进行。凡事考虑基层自治，不但可以让政府“省力”，还能让老百姓更有社会责任感。

　　当然，要更新的不仅仅是观念，更要有一套配套制度设计。

　　当我们推进改革时，有时会出现一些“连带症状”。比如，在新一轮新政区划调整后，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管理要求的大平台初步搭建。但同时，在过渡阶段，也不可避免地遇上街道变大、所含社区变多后，社区资源“稀释”、分配不均等问题。一些社区连办公场地都没有，更别说像其他社区一样拥有医疗站、养老中心等服务设施，社区自我服务的能力受到制约。

　　对于类似这样的一些“连带症状”，如果没有一套相应、完备的配套制度来提供应对之方，社会管理创新又如何能没有牵绊地大步前行？因此，应该从财政预算到资源整合，方方面面都做好相应的制度设计，让社会管理创新的步伐迈得没有“后顾之忧”。

　　观念和制度固然重要，“全民自治、自我服务”的社会氛围更是不容忽视。

　　“从一个市民的感受来讲，我觉得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和老百姓还离得不够近。”经常往返于巴西和温州的旅巴华人池孟文说，“在国外，常常看到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当义工清扫街道、公益宣传等，大家做这些事就像上班上学一样十分自然。而在温州，虽然有‘红日亭’老人施粥等活动在难能可贵地坚持着，其他例子却是屈指可数。”

　　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就要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作用，鼓励每个公民为社会管理服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宣传教育、人才培养、平台搭建、制度扶持等各方各面都要加强，促使社会上慢慢形成风气和习惯，从而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和管理服务的力量。

　　看愿景——

　　融“民”于城，方得“日久生情”

　　社会管理创新既是一道难解题，也是一道必答题。

　　温州，在这道题前，要看到的不是难度系数，而是机不可失。精心答好这道题，将为温州的未来加分！

　　“社会管理创新是个大好机遇。抓住这次机遇，于温州裨益良多：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将得到充分发挥，政府不必再事事跑到第一线，社会管理成本将大大降低；大量社会矛盾在社会组织、社区中得到良好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将更加和谐；政府‘转身’为真正的管理者，公信力将进一步增强，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将进一步拉近。”吴玉宗肯定地说。

　　在社会管理中，社区、社团和社工是最基础的元素。社区是社会管理的“主平台”，社团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平衡器”，社工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抓好“三社”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也是我市为什么把“三社”建设作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突破口的初衷。

　　省民政厅副厅长万亚伟对温州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寄予了厚望。他在市委社工委第一次成员大会上说：“希望温州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能像温州在经济改革领域中那样颇具成就，走出一条具有温州特色的路子。”

　　对于基层一线而言，更是充满期待。滨江街道社工委主任陈禾禾说：“目前，滨江街道青园社区正作为鹿城区‘三社’工作试点开展社会管理创新。通过这些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社会自身的创造活力将得到充分激发，社区里的居民将更有主人翁意识，社区里的生活氛围也将更加和谐。”

　　当我们憧憬着社会管理创新给温州带来绚丽明天时，也更加认真用心、脚踏实地地展开了耕耘：

　　前不久，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民办社工机构扶持、社工专业技术资格评价、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等系列措施出台亮相。作为社会管理创新之重头的“三社”工作从理念步步迈向实际操作；

　　在鹿城，我们看到，春秋等22个规范化建设社区推出了整合民政、就业、新居民服务管理、治安等项目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城乡社区建设平台、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市民服务中心平台也在全区范围内渐次搭建……

　　一项项工作，书写出“新”字，凸显了“民”字。

　　“民”，是民生，也是民主。融“民”于城，正是温州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之意。让我们期待，温州这座城市将借巧答社会管理创新之题，焕发令人“日久生情”之魅力！

　　记者 姜巽林 尤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