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两高”报告，有件事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不吐不快：自去年恶意欠薪“入刑”以来，依此判刑的很少，至今仍有近30%的农民工被欠薪。牟常委表示，恶意欠薪判刑少不怪法院，“法院不是不想判，而是因为很多农民工薪水就是政府欠的。”“最后政府一直赖账，让法院很难办。”

　　这是大实话。敢为民生疾苦较真，足见代表、委员的良知。农民工苦，拿不到血汗钱苦上加苦。“打了一年工，一分钱都拿不到，怎么面对父母和子女，这个家，怎么回？！”“错误的行为不纠正，就是纵容犯错！”牟常委等代表、委员的激情发言，让我们看到了对农民兄弟的关切。

　　地方政府甘愿背负“老赖”骂名？这确实置司法于两难境地。法院虽可依法判欠薪的政府败诉，但却很难让地方政府或者其首长“入刑”。不要说入刑，就是想去执行都难。笔者曾向某市法院咨询过一个案子，杭州萧山一位老板在某市一个县的政府工程款多年讨不回来，至今县领导都换了三任，也都口头“认账”，甚至省高院发督办执行书，但该市中院院长面露难色：不是不想办，若强制执行政府的脸挂不住，更为难的是每年“两会”上吃不消各方的“质询”压力，被认为法院胳膊肘往外拐，把地方一块财政挖走了……

　　司法的尴尬处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权力的不正常干涉，依法行政很多时候还停留在纸面上。正如报道中张庆伟代表问：“法院有时候想公正也公正不了。面对行政部门的强势压力，谁能抗过当地的政府啊？”只是法院这一“为难”，却“难”住了许多急需得到法律支持的当事人，尤其贫困弱势的农民工，他们视法律为“救命稻草”，视“天平”为公正象征，希望有关部门能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如数拿回被拖欠的工钱。

　　有老板曾问我：我若做老赖，法院一纸传票，冻结账户和房产，还在媒体上曝光；可是“政府欠我钱不还，做老赖，那该怎么办？”如今，很多生意人怕打官司，有的明知理在自己一边，也怕赢不了官司，更怕跟政府部门打官司，正如报道中王东林委员所说，不到万般无奈，老百姓是轻易不会拿起法律这个武器的，他们宁可相信找到领导，靠领导签字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路和做法,其实是在败坏司法的公正和社会风气。长此以往，怎么建设“法治国家”？

　　当“讨薪仍是屡讨屡欠”时，逼民工无奈只得一“跳”(楼)二“爬”(吊塔)三“拜”(祭海神)了。总不可能让领导一次次“亲自讨薪”吧？让一些犯了错的地方政府部门站上被告席，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及时替政府部门挽回形象，其实也是在给他们纠错的机会，总比逼得农民工到处上访，或者以各种另类的方式讨薪惊动媒体公众，以至于最后大家都颜面尽失要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