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穗事件”到“田亮超生”，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不乏田亮郭晶晶这样的大腕。

　　翻阅历史资料，其实优秀运动员“赛而优则仕”现象不是问题，而是惯例。上世纪60年代的乒乓国手就曾经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到80年代中国女排时代，优秀运动员从政更是一度风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激励运动员更快更高更强，没有奖金，也缺少物质刺激，所以给予一顶官帽或者类似待遇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奖励。即便到2010年，在山东省体育局统一提拔下，邢傲伟、唐功红、刘春红等9名奥运冠军也曾经集体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

　　当下“赛而优则仕”引来诸多非议，其实不是体制变了，而是“人心”变了。首先是一些运动员“人各有志”。例如李娜和黄穗，就想专心打球“不愿空占着一个领导职位却不能效力”。其次是一些运动员“分身乏术”。譬如田亮刘翔郭晶晶，比赛上学拍戏等等社会事务一大堆，哪有时间精力打卡坐班履行公务。当然也有个别运动员奔着“吃空饷”而来，意图名利双收。

　　问题不在于“赛而优则仕”本身是对是错，而在于这一现象被体制化后是否被扭曲。在一些体育的专业领域，“外行领导内行”只能走入歧途，非得有勇有谋的大将担纲不可。当年中国乒乓曾经一度形势低迷，蔡振华回国执掌大印后迅速东山再起便是一例。而在李娜黄穗事件中，纷争背后却是地方政府欲借“名人效应”拉抬政绩。如果官员任免不是本着“人尽其才、权责匹配”的原则，这种动机不纯的运动员“官员化”自然不符合《公务员法》的要求，更不能让公众心悦诚服。

　　有些名将不愿意“吃空饷”，而绝大部分“小将”却不仅无空饷可吃，更要为退役之后的饭碗发愁，这种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不久前，体操冠军张尚武街头卖艺，举重名将沦为搓澡工，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能不让人唏嘘。

　　我想，既然举国体制短时间不能改变，而重视“体”和“智”的全面发展不失为解决当下“赛而优则仕”问题的现实办法。如果每一个运动员在退役后都有靠自己双手生存的本领，从政自然不再是人人争走的独木桥。从冠军卖艺到“赛而优则仕”，给予运动员选择自我命运的能力和自由方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