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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民工子女生活调查:监护有盲区教育多空白

   浙江在线07月04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 6月9日一天内,黑龙江、山东、湖南三地共16名学生溺水身亡;而在我们浙江宁波,6月份以来就已有8名孩子溺水身亡。前天下午,浙江东阳横店3名儿童溺水身亡,且均为外地人……进入暑假,孩子们离开了学校。但就在此时,安全却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和父母外出打工自己留在家的孩子。

  他们的暑假会怎样过,他们想过怎样的暑假呢?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杭州、衢州、义乌,探访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调查发现,离开学校之后,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们面临着“监护盲区”、“教育空白”、“缺乏心理沟通”、“生活拮据”等众多问题。

  杭州样本

  监护盲区让人难以放心

  在杭州西湖区留下街道,常住人口只有2万多人,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数却达到了6万多人,留下街道是杭州外来务工家庭居住较多的一个地方。为了了解孩子们心目中暑期的样子,记者找到了两名务工家庭的孩子,却发现他们都碰到过监护上的问题。

  王苏菁:我的小伙伴就掉进过池塘里

  王苏菁是留下小学五年级的学生,4岁便随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到杭州。今年13岁的王苏菁转眼来到杭州已经快有10年的时间了。苏菁的爸爸在高庄电信公司上班,妈妈也曾在外打工,那段时间里的苏菁是孤独的,放学回到家总是一个人待着。就在不久前,苏菁的妈妈向房东租了一间仓库,经营起了小店生意,平日里与自己在一起的时间才逐渐增多。

  苏菁说,自己在新闻里看到过很多同龄人溺水的事情,甚至在自己的身边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让她受到了教育。

  那是一个周末,苏菁和4个小朋友相约出去玩耍。吃完晚饭,5人一起来到一个池塘边玩起了“瞎子摸人”的游戏。其中那个扮演“瞎子”的女孩被红领巾捂住了眼睛。游戏时,她脚底碰到了池塘边的一块石头,误以为是同伴,伸手去抓,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池塘。好在池塘水不是很深,小伙伴并没有发生危险。

  自那以后,苏菁就很少去水边玩耍,也会劝告身边的小朋友别在水边玩危险的游戏。

  朱晓萍:表弟一不小心掉到河里

  朱晓萍是一个爱音乐、爱跳舞的河南小女孩。晓萍两岁的时候被父母带到杭州生活,妈妈以前在酒店里工作,现在经营了一家早餐店,爸爸买了挖掘机,在工地上干活。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暑假里,晓萍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就是写暑假作业、看书、出去玩儿。

  去年暑假的时候,表姐和表弟来家里玩,于是三人相约去河边抓螺蛳,比谁抓得多。最后表弟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还好晓萍和表姐会游泳,及时救起了表弟。从此以后,懂事的晓萍每次外出都会告知父母玩耍的地点,会和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出去,不会让父母担心。

  监护缺位成为安全最大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来务工者工作往往都相对比较忙,时间相对固定,工作日几乎都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王苏菁和朱晓萍都告诉记者,一般只有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才有时间照顾她,平时都是自己在家里或者出门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安全上,确实存在问题。

  留在老家的儿童监护情况也类似,照顾孩子的往往是祖辈。由于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他们有的要干农活维持生活,同样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还有的体弱多病无能力监护孩子。

  衢州样本

  心理沟通和教育辅导多是空白

  衢州是我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外出务工成为当地不少贫困家庭的唯一出路。在衢州市衢江区妇联的一份关于留守妇女儿童的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了这样几个数据:衢江全区儿童总人口数为57188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7901人,占全区儿童总人口数的13.8%。

  他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衢江区青少年宫主任陈水龙介绍了一个留守孩子的情况。

  他叫吴俊华,四年级学生。母亲在义乌打工,很少回家探望他。父亲几年前因为高烧患上了心肌梗塞,卧病在床,失去劳动能力。吴俊华自从出生便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记者赶到的当天,考虑到吴俊华要准备次日的期末考试,便没去打搅。第二天,趁着吴俊华午饭休息的时间,记者来到了他就读的学校——衢江区实验小学,见到了这个小男孩,他是班里仅有的一个穿校服的孩子。

  中午的时候,记者看到吴俊华安静地排着队,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午餐。周围的学生有些在教室过道里打闹着,有些三五成群地扎堆说笑着,有些相互间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缠着班主任打饭。只有吴俊华安安静静地排着队、看着周围的同学,时而笑笑,时而就只是看着。

  中午的午餐貌似不错,有豆腐,还有鸡腿。吴俊华打上饭菜后,安静地回到自己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自顾自认真地吃着饭。在班主任老师一声“谁还要加鸡腿?”的话音落地后,班里大多数小朋友都立刻蜂拥而至,无论是碗里吃完的或是没吃完的,都抵不住鸡腿的诱惑。而坐在窗边的吴俊华却像没听到一样,仍旧认真地吃着自己碗里的饭菜。

  班主任张老师告诉记者,吴俊华在班里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主动找别人玩。“以前学习成绩不好,作业也经常完不成,这学期开始,成绩稍微好了点,人也开朗多了。但是家庭作业偶尔还是不能完成,可能是与爷爷奶奶一起住,没人辅导的关系。”

  他渴望参加夏令营

  最后一场期末考试结束后,班主任按照惯例在班里布置暑假作业,并嘱咐暑期的安全事宜。最后老师还向班里学生分发了暑期夏令营的宣传单,因为宣传单数量有限,所有的孩子都跃跃欲试,只有吴俊华默默地坐在位置上,低下头,一声不响。

  “刚才老师发暑期夏令营的宣传单,为什么不拿呢?”

  “因为那个很贵的。”

  “那如果是不要钱的呢,你想参加吗?”

  “想!”

  教育在暑假成为空白

  记者来到了吴俊华的家。他指着一台电视机告诉记者,每年暑假的时候,他唯一的伙伴就是家里的这台电视机。有时候无聊了会一个人跑出去玩儿,奶奶不放心总是跟在后面一路小跑,怕他出事儿。

  至于学习,吴俊华告诉记者,“很少”。一方面没有人辅导他;另一方面,家里也没有人监督,自己的自觉性也有限。

  记者了解到,部分留守儿童成绩较差、交流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和监护人有关系。由于监护人的特殊性,只要孩子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其行为一般不过问,因而缺失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而在沟通上,困难也非常多。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且祖辈大都文化程度偏低,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思想观念与孙辈有很大差距,难以与孩子交流沟通。长此以往,孩子往往形成相对孤僻的性格。

  义乌样本

  贫穷让孩子

  失去快乐的暑假

  在义乌,最了解民工子弟的人莫过于赵云峰,另一个名字或许更为有名,老哥。作为当地爱心公社负责人的他,常年奔波在全市23所民工子弟学校之间。据老哥介绍,在义乌共有23所民工子弟学校,共计3万余名民工子弟。

  暑假里,外来务工人员也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子女就放任在村道和池塘边玩耍。每年暑假里,孩子溺水和交通事故特别多。今年,老哥开办的欢乐暑假夏令营算是当地夏令营之最,将接纳3所民工子弟学校1600名学生。老哥告诉记者,即便加上其他零星的夏令营,总人数也仅能占到所有民工子女总人数的5%。

  “有些农民工子女,心思成熟得早,主动放弃这类活动,他们想趁着暑假,帮忙补贴家用。另有一些家长考虑到费用和安全问题,宁可把孩子带在身边。”老哥说,“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家整体比较拮据。”

  涂国芳,不得不回老家读书

  第一次见到13岁的涂国芳,感觉跟校园里的其他孩子没什么区别,只是清瘦黝黑了些。那天恰巧期末考试结束,见到陌生人,涂国芳也没有特别拘谨,含笑沉着地回答问题,清脆的嗓音配着俊俏的脸蛋,着实招人喜欢。殊不知,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双肩上却背负着远比同龄人更棘手的负担,家庭和学业总是背道而驰,她能做的就是选择,承担。

  5年前,涂国芳从老家云南来到父母工作的城市义乌,就读于柳青民工子弟学校。不料刚读到二年级,父亲突然病重,她辍学2年在家帮忙照顾。如今,父亲已去世1年多,涂国芳也刚刚结束了三年级的学业。原本以为能顺利地读完小学,她却得知,由于经济困难及户籍问题,等过完这在义乌的最后一个暑假,不得不回老家读书,因为那里读书不需要费用。

  领奖台上常客回家必须做工

  只要在校园里遇上涂国芳,几乎每位学生都能认出来,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级和全年级得第一,总是登上学校的领奖台。同样能被认出来的,是同样在学校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哥哥”涂国标,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妹,而是姐弟,这无非是母亲想出来的万全之策。因为照顾父亲,涂国芳辍学在家,现在才读三年级,而12岁的弟弟目前已经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六年级。

  涂国芳姐弟俩的家在清溪村。这是一个只有20余平米的房间,母亲坐在正中间的方桌边,房间前后摆着两张床,用木板隔成了前后两间,锅碗瓢盆和各种生活用品全堆在这间屋子里。临门的床供给弟弟睡,涂国芳与母亲睡。

  母亲因为久病缠身,干不了重活,只好做些饰品加工的工作,所以桌子上堆满了塑料零件,地上则散乱放着成型的绿叶饰品。

  “现在,我们每天靠做这个赚钱。”涂国芳刚把手中的书本放下,转身就拿起围裙系在腰间,找好自己常坐的位置。弟弟也没偷懒,默契地坐下,还换了件顺手的衣服,捞起绿叶和零件就做起来。一家三口就在劳作中等待日落。

  每天都在为学费发愁

  “这叶子4厘钱一个,1千个正好凑1斤,一斤卖4块钱。现在我在家从早做到晚,孩子们4点多一到家也帮着做,基本要做到晚上11点,有时候赶工还得做到凌晨2点,一天也就赚上80块钱。”母亲说,即使这样的进度,每个月的开销还是入不敷出,两个孩子的学费还得由哥哥来凑。

  母亲口中的哥哥名叫涂国胜,今年18岁。因为父亲的去世,哥哥读完了六年级,就辍学出去工作,现在每月工资1500元,除了留给自己微薄的生活费,其余的全数留给了家里。涂国芳记得,哥哥基本一个月来家里一两次,“最近一次回家的时候,哥哥还带了一大罐纯牛奶,能在夏天吃到,真是很好喝。”

  每天早上,母亲会给涂国芳和弟弟每人5元钱,用作早饭和来回公交车钱。“妈妈有时候奖励我考试考得好,会多给1元,其实每天我也或多或少都能省下2-3元,交还给妈妈。我知道,家里缺钱,不必要的开支能省就省,有水喝就行。”涂国芳说,但即使这样,还是得为来年的学费担心,每天上课都在愁学费的事。

  渴望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

  涂国芳悄悄地说,如果能给她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她希望去学校前面的北苑书法室,好好练习书法,或参加个夏令营,多学些课外知识,多读些书。“但现在家中差不多一贫如洗的境况,我决定这个暑假,还是多帮着做些塑料绿叶,可以把下学期的学费做出来。另外,想到母亲还沉浸在悲痛中,我和弟弟还是在家里陪着她吧。”

  “但这很有可能只是奢望。”涂国芳说,由于没有落实好户籍,义乌当地也没有民工子弟能读的初中学校,眼看着弟弟已经毕业,接下来的学业不能荒废,很有可能,过完这最后一个暑假,全家将回云南老家,姐弟俩在那里继续读书。

  望着这片天空,涂国芳的眼里充满了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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