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7月04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 6月9日一天内，黑龙江、山东、湖南三地共16名学生溺水身亡；而在我们浙江宁波，6月份以来就已有8名孩子溺水身亡。前天下午，浙江东阳横店3名儿童溺水身亡，且均为外地人……进入暑假，孩子们离开了学校。但就在此时，安全却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和父母外出打工自己留在家的孩子。

　　他们的暑假会怎样过，他们想过怎样的暑假呢？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杭州、衢州、义乌，探访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调查发现，离开学校之后，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们面临着“监护盲区”、“教育空白”、“缺乏心理沟通”、“生活拮据”等众多问题。

　　杭州样本

　　监护盲区让人难以放心

　　在杭州西湖区留下街道，常住人口只有2万多人，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数却达到了6万多人，留下街道是杭州外来务工家庭居住较多的一个地方。为了了解孩子们心目中暑期的样子，记者找到了两名务工家庭的孩子，却发现他们都碰到过监护上的问题。

　　王苏菁：我的小伙伴就掉进过池塘里

　　王苏菁是留下小学五年级的学生，4岁便随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到杭州。今年13岁的王苏菁转眼来到杭州已经快有10年的时间了。苏菁的爸爸在高庄电信公司上班，妈妈也曾在外打工，那段时间里的苏菁是孤独的，放学回到家总是一个人待着。就在不久前，苏菁的妈妈向房东租了一间仓库，经营起了小店生意，平日里与自己在一起的时间才逐渐增多。

　　苏菁说，自己在新闻里看到过很多同龄人溺水的事情，甚至在自己的身边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让她受到了教育。

　　那是一个周末，苏菁和4个小朋友相约出去玩耍。吃完晚饭，5人一起来到一个池塘边玩起了“瞎子摸人”的游戏。其中那个扮演“瞎子”的女孩被红领巾捂住了眼睛。游戏时，她脚底碰到了池塘边的一块石头，误以为是同伴，伸手去抓，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池塘。好在池塘水不是很深，小伙伴并没有发生危险。

　　自那以后，苏菁就很少去水边玩耍，也会劝告身边的小朋友别在水边玩危险的游戏。

　　朱晓萍：表弟一不小心掉到河里

　　朱晓萍是一个爱音乐、爱跳舞的河南小女孩。晓萍两岁的时候被父母带到杭州生活，妈妈以前在酒店里工作，现在经营了一家早餐店，爸爸买了挖掘机，在工地上干活。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暑假里，晓萍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就是写暑假作业、看书、出去玩儿。

　　去年暑假的时候，表姐和表弟来家里玩，于是三人相约去河边抓螺蛳，比谁抓得多。最后表弟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还好晓萍和表姐会游泳，及时救起了表弟。从此以后，懂事的晓萍每次外出都会告知父母玩耍的地点，会和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出去，不会让父母担心。

　　监护缺位成为安全最大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来务工者工作往往都相对比较忙，时间相对固定，工作日几乎都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王苏菁和朱晓萍都告诉记者，一般只有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才有时间照顾她，平时都是自己在家里或者出门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安全上，确实存在问题。

　　留在老家的儿童监护情况也类似，照顾孩子的往往是祖辈。由于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他们有的要干农活维持生活，同样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还有的体弱多病无能力监护孩子。

　　衢州样本

　　心理沟通和教育辅导多是空白

　　衢州是我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外出务工成为当地不少贫困家庭的唯一出路。在衢州市衢江区妇联的一份关于留守妇女儿童的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了这样几个数据：衢江全区儿童总人口数为57188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7901人，占全区儿童总人口数的13.8%。

　　他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衢江区青少年宫主任陈水龙介绍了一个留守孩子的情况。

　　他叫吴俊华，四年级学生。母亲在义乌打工，很少回家探望他。父亲几年前因为高烧患上了心肌梗塞，卧病在床，失去劳动能力。吴俊华自从出生便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记者赶到的当天，考虑到吴俊华要准备次日的期末考试，便没去打搅。第二天，趁着吴俊华午饭休息的时间，记者来到了他就读的学校——衢江区实验小学，见到了这个小男孩，他是班里仅有的一个穿校服的孩子。

　　中午的时候，记者看到吴俊华安静地排着队，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午餐。周围的学生有些在教室过道里打闹着，有些三五成群地扎堆说笑着，有些相互间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缠着班主任打饭。只有吴俊华安安静静地排着队、看着周围的同学，时而笑笑，时而就只是看着。

　　中午的午餐貌似不错，有豆腐，还有鸡腿。吴俊华打上饭菜后，安静地回到自己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自顾自认真地吃着饭。在班主任老师一声“谁还要加鸡腿？”的话音落地后，班里大多数小朋友都立刻蜂拥而至，无论是碗里吃完的或是没吃完的，都抵不住鸡腿的诱惑。而坐在窗边的吴俊华却像没听到一样，仍旧认真地吃着自己碗里的饭菜。

　　班主任张老师告诉记者，吴俊华在班里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主动找别人玩。“以前学习成绩不好，作业也经常完不成，这学期开始，成绩稍微好了点，人也开朗多了。但是家庭作业偶尔还是不能完成，可能是与爷爷奶奶一起住，没人辅导的关系。”

　　他渴望参加夏令营

　　最后一场期末考试结束后，班主任按照惯例在班里布置暑假作业，并嘱咐暑期的安全事宜。最后老师还向班里学生分发了暑期夏令营的宣传单，因为宣传单数量有限，所有的孩子都跃跃欲试，只有吴俊华默默地坐在位置上，低下头，一声不响。

　　“刚才老师发暑期夏令营的宣传单，为什么不拿呢？”

　　“因为那个很贵的。”

　　“那如果是不要钱的呢，你想参加吗？”

　　“想！”

　　教育在暑假成为空白

　　记者来到了吴俊华的家。他指着一台电视机告诉记者，每年暑假的时候，他唯一的伙伴就是家里的这台电视机。有时候无聊了会一个人跑出去玩儿，奶奶不放心总是跟在后面一路小跑，怕他出事儿。

　　至于学习，吴俊华告诉记者，“很少”。一方面没有人辅导他；另一方面，家里也没有人监督，自己的自觉性也有限。

　　记者了解到，部分留守儿童成绩较差、交流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和监护人有关系。由于监护人的特殊性，只要孩子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其行为一般不过问，因而缺失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而在沟通上，困难也非常多。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且祖辈大都文化程度偏低，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思想观念与孙辈有很大差距，难以与孩子交流沟通。长此以往，孩子往往形成相对孤僻的性格。

　　义乌样本

　　贫穷让孩子

　　失去快乐的暑假

　　在义乌，最了解民工子弟的人莫过于赵云峰，另一个名字或许更为有名，老哥。作为当地爱心公社负责人的他，常年奔波在全市23所民工子弟学校之间。据老哥介绍，在义乌共有23所民工子弟学校，共计3万余名民工子弟。

　　暑假里，外来务工人员也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子女就放任在村道和池塘边玩耍。每年暑假里，孩子溺水和交通事故特别多。今年，老哥开办的欢乐暑假夏令营算是当地夏令营之最，将接纳3所民工子弟学校1600名学生。老哥告诉记者，即便加上其他零星的夏令营，总人数也仅能占到所有民工子女总人数的5%。

　　“有些农民工子女，心思成熟得早，主动放弃这类活动，他们想趁着暑假，帮忙补贴家用。另有一些家长考虑到费用和安全问题，宁可把孩子带在身边。”老哥说，“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家整体比较拮据。”

　　涂国芳，不得不回老家读书

　　第一次见到13岁的涂国芳，感觉跟校园里的其他孩子没什么区别，只是清瘦黝黑了些。那天恰巧期末考试结束，见到陌生人，涂国芳也没有特别拘谨，含笑沉着地回答问题，清脆的嗓音配着俊俏的脸蛋，着实招人喜欢。殊不知，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双肩上却背负着远比同龄人更棘手的负担，家庭和学业总是背道而驰，她能做的就是选择，承担。

　　5年前，涂国芳从老家云南来到父母工作的城市义乌，就读于柳青民工子弟学校。不料刚读到二年级，父亲突然病重，她辍学2年在家帮忙照顾。如今，父亲已去世1年多，涂国芳也刚刚结束了三年级的学业。原本以为能顺利地读完小学，她却得知，由于经济困难及户籍问题，等过完这在义乌的最后一个暑假，不得不回老家读书，因为那里读书不需要费用。

　　领奖台上常客回家必须做工

　　只要在校园里遇上涂国芳，几乎每位学生都能认出来，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级和全年级得第一，总是登上学校的领奖台。同样能被认出来的，是同样在学校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哥哥”涂国标，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妹，而是姐弟，这无非是母亲想出来的万全之策。因为照顾父亲，涂国芳辍学在家，现在才读三年级，而12岁的弟弟目前已经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六年级。

　　涂国芳姐弟俩的家在清溪村。这是一个只有20余平米的房间，母亲坐在正中间的方桌边，房间前后摆着两张床，用木板隔成了前后两间，锅碗瓢盆和各种生活用品全堆在这间屋子里。临门的床供给弟弟睡，涂国芳与母亲睡。

　　母亲因为久病缠身，干不了重活，只好做些饰品加工的工作，所以桌子上堆满了塑料零件，地上则散乱放着成型的绿叶饰品。

　　“现在，我们每天靠做这个赚钱。”涂国芳刚把手中的书本放下，转身就拿起围裙系在腰间，找好自己常坐的位置。弟弟也没偷懒，默契地坐下，还换了件顺手的衣服，捞起绿叶和零件就做起来。一家三口就在劳作中等待日落。

　　每天都在为学费发愁

　　“这叶子4厘钱一个，1千个正好凑1斤，一斤卖4块钱。现在我在家从早做到晚，孩子们4点多一到家也帮着做，基本要做到晚上11点，有时候赶工还得做到凌晨2点，一天也就赚上80块钱。”母亲说，即使这样的进度，每个月的开销还是入不敷出，两个孩子的学费还得由哥哥来凑。

　　母亲口中的哥哥名叫涂国胜，今年18岁。因为父亲的去世，哥哥读完了六年级，就辍学出去工作，现在每月工资1500元，除了留给自己微薄的生活费，其余的全数留给了家里。涂国芳记得，哥哥基本一个月来家里一两次，“最近一次回家的时候，哥哥还带了一大罐纯牛奶，能在夏天吃到，真是很好喝。”

　　每天早上，母亲会给涂国芳和弟弟每人5元钱，用作早饭和来回公交车钱。“妈妈有时候奖励我考试考得好，会多给1元，其实每天我也或多或少都能省下2-3元，交还给妈妈。我知道，家里缺钱，不必要的开支能省就省，有水喝就行。”涂国芳说，但即使这样，还是得为来年的学费担心，每天上课都在愁学费的事。

　　渴望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

　　涂国芳悄悄地说，如果能给她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她希望去学校前面的北苑书法室，好好练习书法，或参加个夏令营，多学些课外知识，多读些书。“但现在家中差不多一贫如洗的境况，我决定这个暑假，还是多帮着做些塑料绿叶，可以把下学期的学费做出来。另外，想到母亲还沉浸在悲痛中，我和弟弟还是在家里陪着她吧。”

　　“但这很有可能只是奢望。”涂国芳说，由于没有落实好户籍，义乌当地也没有民工子弟能读的初中学校，眼看着弟弟已经毕业，接下来的学业不能荒废，很有可能，过完这最后一个暑假，全家将回云南老家，姐弟俩在那里继续读书。

　　望着这片天空，涂国芳的眼里充满了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