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民谚说，“宁可死做官的爹，不可死讨饭的娘”，是说母亲对孩子的疼爱是父亲不能比的。但是昨天我们却听说了一件母亲杀害8岁亲生女儿的恶性案件(见昨日《钱江晚报》A6版)。第一次只读了个标题，心理上拒绝去读正文——太令人发指了。

　　读此报道，谁都会问：一个母亲，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杀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一个母亲，怎么下得去手？

　　报道说，李某从山东寿光来宁波打工已经三年，有一个同居男子。女儿小琳是趁暑假随母亲来宁波的，谁知母亲及所谓的继父嫌她是个累赘，遭此毒手。难道李某回山东把女儿带到宁波来，就是为了除掉这个“累赘”？难道三年母女分离，让母爱变得淡薄，交了男友之后，李某便开始嫌恶女儿？本来女孩寄养在姑姑那里，你不管她，甚至不承担抚养费，也比杀死她要好一千倍——报道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李某似乎既很冷酷、残忍，还很愚钝。

　　今年以来，有关流动人口中“狠心父母”的报道，好像多了起来，但那些“狠心父母”都不如李某狠。7月份，有媒体报道，杭州萧山一对年轻的打工情侣，孩子还没出生，就作好了遗弃的打算。至于打工女孩生下孩子扔掉的报道，已经不止一起了。这类事件的多发，是否表明：以打工者为主要成员的流动人群中，亲情淡漠渐成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接触过一些不同年龄的打工者，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感受：对未来没有信心，或者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用比较感性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漂泊感、命运无常的感觉很强烈；城市和乡村的巨大的贫富差别，对他们刺激很大，所谓“刺激”，就是既诱惑，又痛恨；想追求，但目标遥远；既被城市排斥，又不愿意回到乡村。

　　除了生存缺乏保障，流动生活还造成了他们人际关系的不稳定，为了适应环境和生存的需求，各种行为的随机性必然大大增强。传统定居生活人际关系相对稳定，个人行为会受到群体的约束；而人际关系不稳定，行为和观念(如道德感)的恒定性必然大大降低。这是不是流动人口罪错行为的一个隐性的原因呢？

　　当然，“狠心父母”是少数，他们的罪错行为，有他们个人的因素：或者道德感很弱，或者个性有某种缺失或畸形。这些“少数”，抵御各种压力和诱惑的能力也最弱，压力和诱惑在他们身上最容易转化为罪错；比他们更弱的孩子，就成了牺牲品。

　　以前有类似事件发生，总是有人这样说，中国人口那么多，地域那么广，这样的偶发事件是很难避免的，即使社会管理再完善，也很难完全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但是，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些人总愿意为这类悲剧事件的发生和存在找理由？为什么不愿意往减少悲剧的方向用心思？完全杜绝不可能，尽量减少一点可不可能？为减少这样的悲剧，去做一点努力也不行吗？难道因为不能完全杜绝，就干脆不管了？

　　时下，各级政府里很多都设有类似“流动人口工作办公室”这样的机构，希望能专门安排人力和财力，为流动人口，为打工者服务，从讨薪、维权到心理咨询、精神关怀，全套的，细致的，贴心的，尽可能多地覆盖这个人群。社会无法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特定的处境，去制止某个特定的行为的发生；但是，全面地关怀这个人群，降低他们的生存压力，改善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从而减少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