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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南宋古墓出土徐谓礼文书 被盗墓贼深藏六年

   浙江在线09月14日讯 墓主徐谓礼出身名门。据载,南宋杰出思想家、文学家、状元陈亮是他娘舅,著名权臣、宰相贾似道是他姻亲

  南宋至今,800多年的时光流逝,多少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已经坍塌、毁灭,多少原本觉得价值连城的物品被岁月侵蚀,化为尘土。

  但是,10多卷轻轻巧巧的纸,却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让世人震惊的是,它们完整如初,光洁如新,在沉睡中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时空穿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纸,不为今人所知的800年前的南宋政治历史风貌,如画卷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武义古墓中发现的17卷徐谓礼文书,经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我国文物的最高级别),是我国自民国新史学创立以来首次发现于墓葬中的宋代文书,也是我国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在这份国宝完整地在考古专家面前摊开来之前,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它是真的。这也正是它得以幸运保全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个惊世发现究竟有多大的文物价值?最早对文书进行鉴定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等对徐谓礼文书进行了详细解析。

  “徐谓礼文书”

  究竟记载了什么

  现存“徐谓礼文书”共有三部分:“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其中,“录白告身”有两幅,“录白敕黄”一幅。文书的主体是“录白印纸”,共12幅,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起至淳祐十二年(1252)30多年间的仕宦经历。“印纸”的内容包括徐谓礼当官期间所有的“考核表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包括官阶升迁、被委任差遣、治绩考核、帮放请给(发放俸禄)、其母过世时依制丁忧守丧等极为丰富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告身、敕黄和印纸呢?包教授作了详细解读。

  南宋官制,官员同时具备两种基本身份,一是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称“阶官”;另一是确定他们实际掌管事务的职位,称“差遣”。从徐谓礼文书可知,南宋官员的告身,是官员阶官的“任命状”,由三省宰执(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正副宰相,包括最高军事长官枢密院使等人)签署。官员差遣的任命则由尚书省签发,由于是用黄色绫纸书写,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因此称为“敕黄”。

  “印纸”,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现代官员的“考核表格”。官员上任时,上级部门颁发一张印纸,官员任内的考核内容(称为“考课”),都由相关部门记录在官员的印纸上,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所谓“录白”,就是抄件。出于上交有关部门或官员本人存底等需要,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告身”、“敕黄”与“印纸”这些官方文书的副本,称“录白”。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以示负责。经有关部门校对后,就可以将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原件是不可能下葬的,通常都保存在宗祠中,抄件跟原件的内容、格式都一样,只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别。”包伟民教授说。

  面世过程

  惊世国宝被盗墓贼藏了六年

  包伟民和郑嘉励是最早看到徐谓礼文书的几个人之一,不过,他们最初见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照片。

  2011年3月的一天,郑嘉励应邀到武义,时任武义县博物馆馆长董三军呈上了几张“徐谓礼文书”的照片。虽然从照片上能获取的信息量不多,但郑嘉励在仔细观察后,当场认定文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没有伪造的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他建议董三军尽快向公安部门报案,务必找到文书原物。

  随后,郑嘉励将文书的部分照片送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审看。作为我国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包教授一眼就看出了文书的非同寻常,他认为,文书是真的,如原件能找回,将对南宋历史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此时,谁也不知道,这份照片上的文书早在6年前就已经被一伙盗墓贼从古墓中挖了出来,并且正四处寻找能出得起高价的买家。

  2005年4月,程某和四个同伙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盗掘了一座南宋古墓,17卷徐谓礼文书被悉数盗出,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镇纸、砚台、私印等物品。分赃时,靠自学懂得一点文物知识的程某告诉同伙,17卷文书分开来不值钱,必须完整保存才有价值。

  让程某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存就存了6年。因为“收藏界”(地下文物市场)普遍质疑文书的真实性,始终不能以理想的价位卖出去,甚至还遭遇了被北京买家退货的尴尬。

  在盗墓贼急切地希望将文书出手的时候,武义县公安局布下的网正在一天天收紧。接到董三军的报案后,以副局长蔡高鸣、刑侦大队长李浩、副大队长陈海江、民警潘冠武为主要班底的专案组,从照片入手进行秘密侦查,最终于2011年12月28日抓捕了程某等几名犯罪嫌疑人,搜获分藏在几个地点的13卷“敕黄”、“印纸”文书。今年7月5日,已经流散到北京的另外四卷“录白告身”文书也被追回。徐谓礼文书“告身”、“敕黄”、“印纸”三部分内容,终成“完璧”。

  文书价值

  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意义非凡

  2011年12月29日,也就是13卷徐谓礼文书被追缴回来的第二天,浙江省文物鉴定中心的一纸鉴定书,震惊了所有人。参与鉴定的专家认为,徐谓礼文书为我国自民国新史学创立以来首次在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昨天,包伟民教授也告诉记者:“元代以前,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纸质文书,这是第一份。它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和改动,完全真实,它所记载的内容前所未闻。”

  据介绍,在徐谓礼文书发现之前,宋代纸本文书只发现两件,且记录的信息面狭窄,信息量也很少。其中一件是《宋人佚简》,收录的主要是官员、文士之间交往、酬酢的礼节性书启。另一件是根据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书整理而得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反映的信息也仅限于西北一隅。因此,这两件宋代文书都有明显的局限性。

  徐谓礼文书则不然,它完整地保存了17卷共5万余字,详细记录了徐谓礼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深入研究南宋中后期政治史乃至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一致认为:“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意义非凡,必将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包伟民教授说,徐谓礼官位不算显赫,以南宋时期官场的情形看,他的历次升迁、任职,其间或略有耽搁,大多也属正常。文书上记载的徐谓礼的仕宦生平,为我们讨论和研究南宋中后期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政治生涯,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典型的案例。

  专家们指出,徐谓礼文书在地下埋藏了将近800年而不腐,确实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从收藏角度看,它的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从明代开始,收藏界就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徐谓礼文书作为宋代手抄孤本纸卷,比起一般的宋版书籍,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绝对意义上的无价之宝。

  古墓揭秘

  800年不腐之谜

  今年4月到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徐谓礼夫妻合葬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这座保存了国宝文书的南宋古墓完整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一系列不解之谜也随之打开。

  人们最关心的谜团,当然是纸质的“徐谓礼文书”何以能在墓中留存近800年而不腐烂,并且被盗墓者挖出来保管了五六年后,仍然光洁如新,字迹清晰。

  郑嘉励告诉我们,打开墓葬后发现,古墓内的墓壁整体用砖砌成,严丝合缝,非常规整。徐谓礼的棺木和墓壁之间,全部用三合土捣得严严实实,棺材上方则用石板盖住,石板上方再铺上石灰。

  “也就是说,墓中的棺材就像是被水泥浇灌在里面一样,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跟外界是隔绝的。这就使得棺材里面的东西能保存完好。”郑嘉励说,在墓葬打开的一瞬间,他完全相信,2005年盗墓者进去的时候,死者徐谓礼应该是穿戴整齐地躺在棺材里面,他身上的衣物,随葬的文书、毛笔、观台、镇纸等都安放如初。

  “文书之所以能留存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被卷起来之后,外面还封了一层蜡,相当于又多加了一层保护。”郑嘉励说,文书出土后放在盗墓者手里五六年,基本无损,只有局部发生了霉变,这说明文书的纸张质地优良,也有力地证明了南宋时期极高的造纸水平。下一步,他们将对纸张进行鉴定。

  墓葬清理过程中,专家们发现了徐谓礼与夫人林氏的两通墓志,其中林氏的墓志非常完整,徐谓礼的墓志则被盗墓者击碎,但拼凑起来后仍然可读。墓志记录了徐谓礼的生平、世系、历官、生卒年、葬地等,由此,专家们摸清了墓主的基本情况。

  “这是保存相当完好的一个南宋墓葬,这个墓如果不被盗掘,而是按科学程序进行发掘,其价值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将是极其重大的考古发现。”郑嘉励不无遗憾地说。

  墓主身份

  徐谓礼“生长名儒之家”

  关于徐谓礼生平事迹的存世资料极少,包伟民和郑嘉励经过详细查找和考证,认为徐谓礼是“生长名儒之家”的“官二代”。

  据出土的《徐谓礼圹志》残文记载,徐谓礼生于“壬戌”年(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卒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享年53岁。当时,这个年龄虽然接近平均寿命,但徐谓礼死在知信州(今江西上饶)任上,而且已经被任命为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圹志》中又称其“禄寿且未艾而忽大□之”,所以,专家估计他可能死于急病。

  根据《徐谓礼圹志》和徐谓礼为他的夫人林处端撰写的圹志,徐谓礼的父亲名为徐邦宪,徐谓礼是其幼子。徐谓礼没什么名气,他的父亲徐邦宪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名人。

  “名父”徐邦宪

  徐邦宪,字文子,《宋史》卷四○四有他的传。徐邦宪曾师从永嘉学派名儒陈傅良“究名物义理,以通史传百家之书”,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参加科举考试,为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历代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中,都记载了徐邦宪在绍熙四年登陈亮榜进士的事情。

  宋宁宗时,权臣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徐邦宪数次上书反对,遭到韩侂胄的政治打击。《宋史》称誉徐邦宪“立于权臣柄国之日,卓乎不为势利所移”。因此,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三月,宋朝廷任命徐谓礼为将作监主簿(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时,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69)曾撰文,提到“谓礼名父之子,详而雅”等。出土的“徐谓礼文书”中,也有文字称徐谓礼“生长名儒之家”。

  《徐谓礼圹志》有记载:“少受经膝下,刻励□学,志世其科,不偶用……”由此可见,徐谓礼与同时代其他士大夫家庭的子孙一样,少时也曾立志以才学博取科举功名,但没有成功。于是只好靠着父亲徐邦宪这位“名父”之荫入仕,但是,他混迹官场30多年,官运并不太好,据出土的文书记载,徐谓礼由承务郎(从九品)开始,官至朝散大夫(从六品),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也就是说,他到最后也不过是个六品官,而且还没有去福建赴任,就死在了信州。

  关于徐邦宪是哪里人,以前曾有争论。《宋史》称其为“婺州义乌人”。不过后世的《武义县志》作了更正:“邦宪祖父祠墓及其子孙世世籍武义。《通志·选举志》载武义人……”万历《义乌县志》也并未记载徐邦宪其人事迹,因此推定《宋史》失考。如今,徐谓礼墓的发现,又为徐氏乡籍在武义县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舅父”陈亮

  据《武川徐学氏宗谱》记载,徐邦宪还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状元陈亮(1143~1194)的妹夫,陈亮曾应吕祖谦之邀,去武义的明招寺讲学、交流,与徐邦宪感情甚好。《宗谱》特别刊录了陈亮为徐邦宪写的四首诗,其中一首前面明确题写是陈亮(同甫)“送文子徐妹丈赴随州太学掾”。同时代的周密(1232~1298)在《癸辛杂识》中也有一段记载:“魁元同郡,自昔以为盛事。绍熙癸丑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皆婺人,又皆为内外兄弟。”“妹丈”、“内外兄弟”都道出了陈亮与徐邦宪的特殊关系,说徐谓礼是陈亮的外甥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这一说法,包伟民教授认为,两人都是婺州金华人,古时婚配又讲究门当户对,他们之间有姻亲关系也是可能的,但仅凭家谱还不能完全定论。

  “姻亲”贾似道

  徐谓礼文书“印纸”中所录的31则保状批书,为研究徐谓礼的亲友网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徐谓礼曾因南宋权相贾似道(1213~1275)的叔父承直郎贾直夫之请,出保状委保贾似道已故父亲贾涉“合得恩例三次”,及保贾似道可“作磨勘收使”。据南宋周密的记载,徐谓礼“与贾师宪丞相(即贾似道)为姻联”,这当然是徐谓礼愿意出面替贾涉父子作保的原因。周密《齐东野语·徐谓礼相术》还记录了徐谓礼与贾似道之间发生的一段有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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