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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丽水市水利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黄某打着公差的幌子，到全国各地旅游报销3万多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这起公款旅游入刑的案件引起各方热议。同时，随着“十一长假”的临近，公款旅游也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特别是一些公款旅游往往以“变装”的形式出现，手法越来越隐秘，令人不禁咋舌：公款旅游为何这般难治？

　　公款旅游被判刑

　　在外人眼里，丽水市水利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黄某是个十分勤快的人，经常因为跑项目、考察等，到全国各地出差。

　　但人们意想不到的是，2007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黄某私自前往海南、徐州等地看房；私自前往北京、西安、昆明等地游玩；陪朋友郑某某前往重庆、深圳、北京廊坊等地谈项目；送女儿到辽宁上大学并在北京游玩等，期间个人所花费的路费、住宿费等共计34252元，均以“到杭州、温州出差”、“到北京联系项目”、“北京出差”、“重庆出差”、 “深圳出差”、“北京、沈阳出差”、“云南、昆明出差”等名义在公司财务中报销。

　　遂昌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将私人开支的费用到公司报销，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34252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

　　判一儆百是信号

　　@东方魔力：“一把手”报销有绿灯

　　黄某为什么每次都能顺利报销？稍作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主要原因：一是单位“一把手”说了算，财务人员畏权，看见“一把手”的发票，就不用严格按照制度来；二是单位财务制度不落实，管理混乱；三是监管乏力，上级检查流于形式，走过场多，缺乏管理，单位内部人员原则性不强，怕得罪人，监督成了“空头支票”。

　　时下，像黄某这样借公差为名旅游报销发票的决不是孤案：有的借公差名义外出办私事，有的借公差名义旅游，也有的打着招商引资的牌子周游海内外。花的是公家的钱，自己不心痛。可是，对花公款和借公差名义旅游的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好像比较少见。正是由于违法违纪成本非常低，则心存侥幸的人会更多。

　　我认为，法院对“黄某借公差为名报销发票贪污判刑”应该是传递一个信号，也是对公款旅游按贪污论处的开始。希望判处黄某徒刑能够起到“判一儆百”的作用，但愿有借公差为名报销发票贪污行为的官员能够悬崖勒马。

　　@谢启东：领导干部引以为戒

　　希望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以黄某为戒，戒除贪心，廉洁自律，端正那种“吃喝不剖肚，玩乐不判刑”的思想，改变公款旅游是平常小事的看法；要加强监督检查和财务审计，督促财务制度落实；要加大打击力度，严防小贪成巨贪。这样，做一个一心为民的清廉干部。

　　@殷国安：挥霍公款零容忍

　　私费公报被判刑，这在我的印象里真不多。此前也有几个全国闻名的“报销王”被判刑的，但那是因为他们贪污受贿，并不是因为私费公报。比如，广东省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应开销都由秘书用公款购买，连外出开会购买卫生巾，也叮嘱随行人员“莫忘开发票”。马红妹还有报销的理论，“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甚至被双规时还号啕大哭说：“我想不通，我是人民的公仆，我花人民的一点钱算什么？”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贪污受贿几百万，私费公报很难去追究刑责。

　　“私费公报”被判刑，本来理当如此，网友希望此案能广泛复制，但愿能希望成真。

　　公款消费缺监督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相应的督查监管也越来越严厉，但现实生活中，被曝光的公款旅游总是层出不穷，为了规避检查、便于通过审核，一些公款旅游甚至以“变装”的形式出现，打着“开会”、“考察”、“学习”的旗号游山玩水，为公众舆论所诟病。

　　实际上，黄某案并不多见。一直以来，尽管公款旅游浪费巨大，甚至让一些人中饱私囊，却没有认定为贪污，大都被看作是违纪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监管部门对违规者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除了得到媒体和公众的一些“口水”之外，在处理上常常是“下不为例”。实在是纸包不住火了，才让他们吐出公款自掏腰包，以轻微的党纪、政纪处分来平息众怒。而那些暂时“丢官”者，待事件平息后就会复出，或者异地就职。

　　这样的例子信手拈来：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2008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去武夷山等地游玩，免职不久即被任命为威海市工商局负责人；江西省丰城市卫生局官员分批外出旅游，丰城市给予的处理是局长改任书记；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因公款旅游被曝光，不出两个月当选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当前，我国治理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主要手段是事前的审批制度，对公款出国(境)管理缺乏全过程的监督，一旦通过审批，公款出国(境)考察很容易变相为公款旅游。”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杨说。

　　“只要绕过了审批关，如果上面不追究，下面不举报，其实很容易在报销、审计等环节变通操作。”一位事业单位负责人说，“像这种部门内部利益均沾的事情，管财务的负责人怎么可能为难？事后审计也无法发现。即使单位的‘账’不好做，转移给下属单位也很容易。”

　　“公务活动最多占到30%，大部分行程都围绕着景区、购物、休闲活动展开。”一位长期经营赴港澳台旅游业务的旅行社负责人说，公务团是很多旅行社“偏爱”的团，“旅行社收取的费用可能是普通团的两倍，而且公务团大多数不会对交通、住宿等费用斤斤计较，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服务不能怠慢。”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党纪法规已有相关规定予以禁止。而且，纪检监察部门也一直在这个领域加大惩处的力度。2010年，中纪委就印发了关于对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的规定；近期，相关部门又印发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严格限制公款旅游。据国家预防腐败局调查，2008年到2010年我国针对公务人员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中，2010年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2008年前3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47.1%、43.9%、32.6%。虽然，相关部门对公款旅游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加大力度。

　　闯红灯者要严惩

　　“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玩点、花点、吃点算不了什么”，不少官员这么认为，也是这样做的。面对难以有效遏制的公款旅游，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出招。

　　网络上，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治理公款旅游的关键点放在了财政预算上。网友“上书房行走”说，因为财政预算不科学，一些公职人员借考察、培训之名公费旅游，即便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从伸手拿钱到出境花钱再到回来报销，基本上都是一路绿灯。财政预算成了“制度画饼”，纳税人的钱花起来是如此便利，即便不是败家子，也会产生“不花白不花”的想法，在入住宾馆酒家时“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除了财政预算的“笼子”没有关紧之外，很多人认为对闯“红灯”者板子举得高、落得轻，后处理“轻描淡写”，也是公款旅游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建议，在严格执行党纪国法的同时，要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公款消费的隐蔽形式，增加新的处罚条款和限制措施，同时要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对于通过不正当途径私自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干部，形成自上而下的监督压力，进而达到让党员干部不敢私自组织公款出国(境)旅游的目的。我省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还提议设立“挥霍浪费罪”，希望通过立法来遏制挥霍浪费。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我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对此问题则建议强化体制外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都实行网上公示制度，同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媒体监督，从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来看，与其他监督方式相比，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往往更为有效、有力。

　　(本文系采访并整合人民日报等相关报道而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治理公款旅游需要综合性措施，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当前，国家严令禁止依然无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是，国家没有建立公务会计制度、办公资产管理和公务接待存在问题、决策缺乏科学理性等。特别是缺乏公务会计制度，目前政府实行预算会计制度，混同了对外服务、管理支出和自身消费支出，造成不完整的对外报告体系，不利于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