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15日讯 天安门城楼向南10公里，即是人们熟知的大红门地区。它的一个别称“浙江村”，同样名传四方。

　　走进“浙江村”，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蓬勃活力与快节奏。作为北京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这里车水马龙，前来洽谈采购的商贾云集，现代整洁的商贸城、批发市场林立道路两侧。流连久了，细心的人会逐渐产生疑惑，似乎总有一种“元素”屡屡跃入眼帘、植入脑海。

　　是鲜红的党旗、醒目的党徽，是1000多名党员散布在星罗棋布的商贸城里、五金店里、服装市场里，是时时处处能看到的“党员诚信户”、“党员示范岗”、“五星党员店”等标牌。这里，是红色“浙江村”。

　　“所谓‘浙江村’，实际上指的是‘乐清村’。”乐清市外出流动党员第一工作委员会书记叶日尚告诉记者，“从1984年几名乐清人来大红门经商开始，历经20多年发展至今，10万乐清人在此经商、工作。”

　　“浙江村”曾经不是红色的，用灰色来形容似乎更恰切。“浙江村”的称谓在一开始也不是中性的，而是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脏乱差”的代名词。

　　改变发生在乐清市在京党组织成立后。1995年10月1日，6名乐清在京党员成立了北京外来人口第一个党支部；2000年8月，乐清市北京联络处成立第一个党委。发动党员和群众配合公安部门对因吸贩毒、盗窃、抢劫等流窜到北京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排查；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教育和带动广大群众规范经营秩序；融入北京城市建设，积极开展扶贫助学、纾困解难、志愿服务……“曾经，出租车司机一听说去大红门，直摇头；现在，没有二话，还直夸我们‘了不起’。”前后变化，让叶日尚感觉“倍有面子”。

　　“外出务工人员，最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武装头脑的思想。”作为一名在外闯荡多年的老党员，林金槐深有感触。由他任书记的乐清虹桥镇南岳驻京党支部，一直强调学习不放松，每两月集体学习一次，并有严格的考勤和请假制度，这些“规定”通用于所有党支部。这对忙于经济事务、四处奔波的党员商户来说，其实是不小的考验。然而，每次党支部活动，党员的出勤率都很高。“就连乐清本地党员开会也很少能这样！”叶日尚回忆，2009年，他受命到京履职，首次召开全体党员大会，400人的会场，来了600多名党员，没座位的，站在会场后排听会。

　　是什么让流动在外的党组织产生如此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面对追问，叶日尚脱口而出道，我们这些流动党员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富起来后，从心里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特别是近距离地经历北京奥运会之后，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现在的富裕生活。

　　在“浙江村”里，商户申请入党的热情高涨。“名额有限，我们只能优中选优。”组织委员林建彬幸福地苦恼着。他介绍，在外发展党员，必须更加慎重，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申请人不仅要经过在京党组织的审核，还得经过其户籍所在乡镇党委、政法委、计生办等部门的审核证明。目前，乐清在京流动党员1400多人，其中700多人是在京发展的。这里面，已有不少党员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成为乡亲致富的带头人。

　　说起党组织这10年的变化，叶日尚笑道：“这十年，除了‘量’的变化，比如党支部由10多个增加到23个，党员从几百人增加到1400多人。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开始了‘质变’，管理淡化，服务强化。”

　　服务不仅体现在微观、在生活中，更体现在大局、在发展上。2009年11月，北京出台“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3年内投资2000多亿元推动南城崛起。这意味着，聚集在“浙江村”里的数千家乐清服装企业，面临着拆迁、升级改造的问题。

　　以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商户的呼声，就是党组织的动力。乐清外出流动党员第一工作委员会带领商户，集思广益，明确思路，很快达成了一致：南城拆迁，是北京整体规划，必须配合；同时，借此机会，乐清企业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走出“浙江村”。

　　搬迁的服装企业需要继续生产和经营的场所，需要做大做强的平台。驻京党组织和商会一道，组织敢闯的乐清人将目光南投，停驻于河北廊坊。2010年9月，浙商新城在廊坊永清县破土动工，一期建设的浙商服装新城，占地数千亩，预计吸纳企业1000家左右，大部分是来自“浙江村”的乐清企业。

　　“建成后的浙商服装新城，将使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成为具备研发、生产、展示、贸易等功能的国际服装产销研发基地。”说起“浙江村”的下一个十年，叶日尚信心满满，将来，“浙江村”会成为历史，但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组织就会跟进到哪里，鲜红的党旗将扎根他乡、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