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16日讯(记者 龚晓 通讯员 常红江)连续七年获省级“平安市”,两次获得“平安鼎”,这在浙江省11个地市中有三个市获此殊荣;而下辖的七个县(市、区)也都连续七年获省级平安县(市、区)称号,平安建设实现“七连冠”、“满堂红”,全省就一家——禾城嘉兴。
近日我们奔赴嘉兴,去发现“她”在社会管理中的创新,去记录“她”在“平安建设”中的坚守,去感受“她”在禾城百姓心中的分量。
南湖区“守门护院”
让“破烂”老小区重焕生机
蔡美纯老人,今年64岁,原来在单位当电工的她,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南湖区建设街道紫阳公寓当了一个芝麻官——自治小组组长。在这个没有物业的小区,组长就是“大管家”,而她的心肠一热就热了十多年。
蔡阿姨说,小区建于2001年,当年那也是很新潮的商品房,就是没物业,十几年下来,原来的老住户陆陆续续都搬走了。小区开始变的脏乱差,甚至一度有些房子还变成了“贼窝”,治安相当不好。
大家都很疑惑,小区为什么不请物业公司?蔡阿姨感叹,他们不是没考虑过,但是请不起啊。2008年的时候,街道、当年的开发商、自治小组三方坐一起商量,准备请物业,最后因为费用问题不了了之。“我们现在一个月不论面积只收10块钱管理费。”蔡阿姨说,“物业公司怎么做都做不了这个成本。”现在房子老了,住户多是老人,10块钱有时候收收都成问题,更高完全没可能性。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华美小区,这个小区更老,建成于1987年,成份更加复杂,原本是由五个已破产的老国企集资房合并而成。“以前这里的楼与楼之间还有很多围墙,08年改造的时候拆除了。”凌塘社区工委书记徐慧琴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企业破产了,小区也没人管了,住户大多下岗,生活困难。“养鸡、种菜、污水随处可见。”徐慧琴说。从2009年开始,小区成立了居民自治小组,设了楼道长,情况开始改观。
转机出现在2011年,南湖区开始实施“守门护院”工程,这给像紫阳公寓、华美小区这样管理困难的老小区带来生机。“原来小区的岗亭很破,管理费给保安发发工资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修不起,更不要说换新的了。”蔡阿姨说,“现在街道给贴钱,保安的工资一下涨了300块钱,招到了年轻一点的新保安。”加上近年来开始收的停车费,从去年开始,小区也有钱装了四个监控,组建了平安志愿巡逻队,治安条件大为改善。
而在华美小区,一些陈旧公房顶楼漏水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小区向人大反映,争取了一笔房屋维修基金,加上自筹,总算筹够了钱。”徐慧琴说,“这在嘉兴是第一次,原来像我们这种没有物业的小区,怎么会有维修基金呢?”
桐乡崇福社会管理队
把杂七杂八的百姓事管起来
这是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不是公职人员,但是却切切实实地在服务社会,服务百姓,他们是桐乡市崇福镇今年5月份招聘的社会管理人员。“还真多亏了他们。”桐乡市工商局崇福分局钱曦副局长说。他们局一共才17个人,但是辖区范围是包括崇福在内的两个乡镇,仅崇福一个镇就有6000多户个体工商户,超过1300多家企业。“仅无照整治一项,就严重缺人手,力不从心。”不过,钱曦称,社会管理队没有执法权,他们的任务就是从进货渠道等处调查商贩违法的证据。
在崇福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我们见到了这支队伍的队长——高觉会,一个目测身高超过1米8的帅小伙,他说,社会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很高,主要组成人员都是应届大学生以及退伍军人。“治安巡逻,矛盾纠纷调解,安保等工作,很杂很繁重。”高觉会说。他们这边企业多,有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喜欢半夜三更偷偷出来倾倒建筑垃圾、污泥,他们要管;“海葵”台风来了,转移群众人手不够,特别是“恋家”情节严重,背出来一次又逃回去的70岁婆婆,他们要管;养猪户家的猪粪臭气熏天,但是无处“安放”,周围居民怨声载道,他们把这事管了,积极帮忙联系化肥厂,妥善处理。
其实社会管理队只是崇福加强管理创新的一个点。崇福镇党委副书记范炳告诉记者,近年来,崇福搭建了包括行政审批中心、就业保障中心等11个中心在内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起了包括50人的社会管理队在内的434名的应急队伍;以888个网格为依托,完善服务管理,实施风险评估,真正实现“党委政府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镇各部门离不开”。
“平安约谈”
给职能部门敲敲“警钟”
2012年6月份,新任的嘉兴市司法局局长陆娟梅,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陈国华被嘉兴市委政法委约谈了,主要是两项:一、明确任职单位在“平安创建”中的责任,分析去年的扣分事项;二、对今年的履职提出要求。“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约谈。”嘉兴市委政法委委员、综治办副主任张建章说:“这是任职约谈,主要是为新上任的职能部门负责人而设。”
据张建章介绍,除了任职约谈之外,还有日常约谈与警示约谈。“区别很简单,前者主要是日常性的工作汇报,而后者要严重的多,还没出问题发现苗头,就要找上你了。”
与其出了问题之后“问责”,还不如事前约谈,时时刻刻“敲响警钟”,这是嘉兴在“平安创建”工作中的一条新思路。张建章说,接下来他们还将陆续约谈在辖区内一些出现了“危险”苗头的单位,特别是社会治安、交通事故、安全生产等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
约谈不仅仅是听汇报,找问题。“更是一种督促和帮助。”张建章说,“如果在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解决不了的,可以通过约谈的形式,向政法委、平安办寻求帮助。”如果在以前,可能就是年前开个大会,年终搞个总结,沟通渠道,解决途径太少。
在平安建设过程中,不少单位既是“职能部门”,又是“评审部门”,自己创“平安”,自己打“分数”,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如何打破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的现状呢?嘉兴的“平安约谈”制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平安手记:
在采访中,不少人提及,“平安嘉兴”走过八载硕果累累,与当地百姓的温良谦恭不无关系,对此,我却有不同看法。
诚然在历史上,杭嘉湖平原物产丰富、鱼米之乡的美誉让这里的百姓早早就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到如今,情况早已改变,改革开放后,嘉兴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一方面给经济建设带来蓬勃助力,另一方面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少隐患。
不过“平安建设”八年来的经历,似乎让这一担心渐渐变得“杞人忧天”。早在2007年,嘉兴平湖率先成立新居民事务管理局,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福音;而在民间,每逢重大节目,私企老板们便早早地为厂里的职工买好车票,甚至包车送他们回家,临行前还不忘叮嘱一句:过完节再来。这是嘉兴“平安建设”的小小侧面,这是政府与民间在“同题”上地携手并进,这是八年风雨总结出来的“平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