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有好几年了。”7月中旬，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韩礼成努力地回忆，上次接受记者采访是在什么时候。

　　与他的“久违”一样，对浙江服装产业，我们一开始也有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说熟悉，是因为服装业是浙江传统产业的一面旗帜——2009年销售达1389亿元。

　　我们也感到陌生。当劳动力成本高涨，习惯上被归于传统产业的浙江服装制造业，是否到了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如果坚持留下，浙江服装业应该留下什么？在历经多年的代工出口后，浙江服装企业亮出自有品牌的机会有没有到来，实力有没有具备？

　　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命题——转型升级。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次系统性的思考。

　　这，正是我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所在。

　　去留之虑：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到了吗？

　　“以前到外面办厂，是碍于对方招商引资的面子。现在真的要转移了。”7月14日，在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的雅戈尔总部，董事长李如成坦率地对我们说。

　　不要误解李如成的意思。起码在今年，雅戈尔把所有工厂都搬到中西部的可能性是零。直到今天，以全产业链著称的雅戈尔，除了最新的汉麻面料部分，其他面料、服装的制造都坚守在鄞州区，工人数以万计。

　　但李如成说的是心里话。对服装产业发展历史谙熟于心的他，有一个直觉：宁波市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在这种发展水平下，传统制造业怎么可能继续像过去一样做下去？”

　　其实，浙江的服装产业，本来就是一场产业转移的结果。它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从日本到韩国和我国港台地区，再到我国内地、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国家，路线十分清晰。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服装产业的迁徙属性呢？

　　因为，劳动力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内地，服装业依然属于加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是核心竞争要素之一。对当前大多数服装制造企业而言，3%的利润率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但近年来，这脆弱的3%已经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上涨是如此迅猛。在另一家宁波服装龙头企业——博洋集团，董事长戎巨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每次加100元，今年一次要加300到400元；两三年前，给工人加工资是一年一次，而今年以来已经加了两次。

　　劳动力的变化，还不止涨工资这么简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相对于工资上涨，浙江服装企业负责人更难以适应的是新一代80后、90后产业工人。

　　“他们是出来看世界的。”令李如成感到无奈的是，到雅戈尔打工，80后、90后看重的不再是多加班就能多挣钱，而是有无双休日、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个人职业满足感。而服装企业岗位相对艰苦。在雅戈尔，每个月要流失1%的工人，一些年轻人在车间还没干上几天就走了。

　　工人当然可以不停地招，尤其是雅戈尔这样知名度高、待遇又较好的企业，招工更具吸引力。但那些构成了浙江服装产业基础的中小企业，应对这些变化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7月22日，在温州服装协会采访时，我们恰好赶上了该协会组织的优化用工环境调查。一位代表说，现在服装工厂一头是招工难，80后、90后工人待遇要求高，不愿意加班；一头又要赶订单，必须要求工人加班，订单利润又低。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选择性接单，只接那些附加值高的订单。但恰恰在这方面，工厂没有选择余地。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告诉记者，温州有近2000家生产性服装企业，产能多得是，你不接订单自有人接。

　　发生在新一代工人身上的变化，深深刺激着每一位浙江服装企业的负责人。他们明白，产业转移不再仅仅是“狼来了”的警示。如果我们只能创造个位数的利润率，寻找成本洼地已成必然。

　　那么，留下什么呢？“历史经验表明，先发企业总是把价值最低端的部分转移，而把高附加值的品牌创意、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等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欧美企业是如此，浙江服装企业也必须如此。”韩礼成说。

　　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正在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服装行业协会合作，为浙江企业寻找合适的代工企业，先将一部分订单转移出去，浙江企业集中精力做品牌、营销。

　　之所以不选择整体迁移，韩礼成认为，就目前而言，中西部的投资环境、产业配套还不如东部沿海，转移的各种风险还比较高。

　　模式之辩：

　　向谁学？学什么？

　　“优衣库”与“优衣派”，一字之差。

　　爱网购的潮人，可能没几个不知道“优衣库”的大名。这个靠销售大众时尚服装托出日本首富的服装企业，与ZARA、 H﹠M并驾齐驱。

　　对“优衣派”，知道的人就没这么多。去年7月，8家温州服装企业联手成立“优衣派”。一年后，在温州法派集团，我们了解到，“优衣派”在全国开出60多家专卖店。与“优衣库”相似，80%是直营，整合了150多家温州本地的服装、鞋革等企业的生产资源。

　　虽然是一次模仿。但从“优衣库”到“优衣派”，我们看到了浙江服装企业的转型尝试，其意义当然不只是复制日本企业那么简单。

　　“优衣派就是专攻设计、品牌和渠道，这也是浙江服装产业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在服装产业加工制造转移的大趋势下，它成立的意义就在于，为浙江服装产业应该留下什么、怎么留下，提供了一次有益的探索。结果如何反倒在其次了。”韩礼成如是认为。

　　“一头整合市场，一头整合生产。”郑晨爱旗下的“奥奔妮服饰”，也是“优衣派”的成员企业。在他看来，这8家成员企业都拥有两种资源：生产与市场，但却势单力薄，单独做大非常吃力。既如此，不如整合资源，将分散的劣势化为抱团的强势。一旦成功，对有着几千家企业的温州服装产业而言，突破意义无比深远。

　　“优衣库”和ZARA、H﹠M都是快时尚模式的代表，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强大的设计和渠道能力，而无一例外的生产外包。

　　在宁波服装界，太平鸟是学习快时尚的典型。近年来，该公司女装在国内迅速崛起，去年销售达到28亿元。公司副总经理刘军告诉记者：“快时尚是太平鸟的一次全新转型，10年前就在跟ZARA学习。”

　　改变令人印象深刻。

　　快时尚有两个要素：其一，服装业不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而是时尚产业；其二，有让模仿者无法跟上的新款推出速度。

　　在太平鸟， 95%的制造外包。走进位于海曙区的太平鸟总部，犹如进入创意街区，不闻机杼声，但见时尚秀。太平鸟的全国专卖店也开到了1600多家。

　　同时，太平鸟一年要投放5000多个新款，在太平鸟专卖店，每天都有新款，周期为20多天的“快单”已占15%。

　　而在太平鸟之前，美特斯邦威扬名天下的“虚拟制造”，所遵循的其实也是快时尚的路径。

　　快时尚当然不是浙江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唯一选择。在调查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别的路径选择。

　　在雅戈尔，我们了解到，一直以来的单一品牌形象，正在为多元化的品牌细化所代替，并建立起相应的品牌工作室以及单独的创意公司。汉麻世家、GY等品牌的推出，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略显刻板的大一统观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麻世家。犹如以往为了提高棉布质量而将产业链延伸至棉花种植业一样，李如成介绍说，为了开发汉麻面料，雅戈尔整整投资了3亿元，投入了六七年，在云南西双版纳种植汉麻，依靠这种人无我有的高档面料，汉麻世家一出生就定位高端。

　　同样，在博洋，由品牌工作室负责一个品牌的全程运作，从设计、下单、生产、物流到销售，所有环节都围绕品牌打造运行，统筹长三角区域内多达几千家的代工企业，并通过加盟店建立全国性渠道。在网下专卖店销售的同时，博洋还要求所有品牌都设立网上销售公司，在网上开出20多家网上旗舰店。

　　殊途同归。如果做一次抽象概括，“淡化制造、轻装上阵”，寻找价值链的高端，也许就是对当前浙江服装产业留什么、怎么留的准确概括。

　　出口之惑：

　　从代工到创牌有多难？

　　出口38.07亿件，同比下降1.18%；总金额207.38亿美元，同比下降3.92%。这是2009年浙江服装业的出口成绩单。这发生在全国服装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同比下降10.63%和12.08%的大背景下。

　　在韩礼成看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服装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虽然可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是依然传递出了某种讯息。“我们的品牌走出国门的时机到了！”

　　韩礼成所说的时机，含义有二。

　　一是从发展的大环境来说，现代服装业是一个时尚驱动的产业，从本质上说是眼球经济，一个服装品牌能否成为世界知名品牌，不仅有品质、设计的因素，也与这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实力相匹配。随着我国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世界的目光开始瞄准东方，中国元素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追捧。此时去国外开拓品牌，无疑会事半功倍。

　　二是从浙江服装业自身发展来说，多年为国外加工贴牌生产，以及在国内自创品牌的经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实力的浙江企业应该率先走出去，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

　　事实也是如此。

　　2008年，俄罗斯服装销售遭受顾客减少、购买力下降的冲击。但俄罗斯经销商发现，来自浙江诸暨的男装品牌步森异军突起，销售增长率超过30%。

　　“我们把调整当作了机遇。”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永杰告诉我们，步森从1999年开始做自营品牌出口，找准定位，从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入手。在开拓市场过程中，又适时引入在国内建设品牌的套路。如在俄罗斯，开始做批发市场，而后是整顿渠道进专卖店，当国际金融危机让一些欧洲品牌撤离莫斯科的百货商场时，步森却加大品牌投入，支持经销商占领空白点。

　　对杭州的“江南布衣”来说，2009年同样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俄罗斯专卖店的销售额折合人民币达到了1400万元，继莫斯科、东京、巴黎、温哥华后，又进驻纽约。

　　在海外市场闯荡了6年的“江南布衣”，2006年进入日本一流商场东京新宿的“高岛屋”，曾遭遇高达10%至15%的退货率。没有办法，公司专门找到日本人设在上海的检品公司，一件衣服翻看一下，就要付出1至2美元的代价。

　　这样的细节太多了。在“江南布衣”海外市场经理朱皓的记忆中，最头疼的是，做专卖店每一批衣服款式颜色型号不同的达上百种，同一款衣服只有一件两件，光海关报关的递送资料就是厚厚一沓。

　　压力扛住了。如今，在纽约苏荷区的专卖店里，“江南布衣”的衣服定价在80美元至550美元之间，平均价位在200美元以上。纽约的时尚记者对此感叹：“风格独树一帜，打破了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而在日本，不仅站住脚跟，销售也不断增长。

　　在海外做自主品牌，对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和卿来说，如今最大的烦恼来自追随者。尽管在国内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在中东和非洲大陆，贴上东伟标签的西裤、休闲裤，意味着品质和潮流，还有定价权。

　　如何保持定价权？除了一条裤子200多道工艺的品质保障，东伟的杀手锏是：掌控全产业链。一条裤子从面料设计到正式上市需要两三个月的开发周期，全产业链掌控有利于技术环节的保密。对手只能在产品面世后再跟进，而等对手两三个月后推出仿品，此时的东伟又出新品了。

　　浙江服装企业的草根智慧，让韩礼成看到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美好前景。而李如成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当下是中国品牌走出去的大好契机，但他对于拥有自己的国际品牌热情并不小。

　　2007年底，雅戈尔以1.2亿美元高调收购XinMa公司和Smart公司100%股权后，又将奥巴马喜爱的高端男装品牌Hartmarx引入中国。“做国际品牌，没必要一定要从头开始。”李如成说。

　　从代工到自有品牌，或许，这条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