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杭州市九堡格畈社区的夜市，我恍然来到了一个独立的小镇。天南海北的口音，琳琅满目的小摊……光是格畈社区就有二万名外来务工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市拥有总数超过200万的外来务工人群。他们中超过六成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连日来，我们奔走在下沙和九堡的工厂企业以及各个劳动力市场，走近这些新生人群，倾听他们的故事。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说法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

 　　比如16岁的小姑娘饶翠，她曾是留守儿童，现在又加入出门打工大潮。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她歪着头认真地想了想：“我想我不会再回农村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在杭州留下，但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不会是以前的我了。”

 　　这样的声音，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次——遇到城市，改变人生。

 　　如果说许多老一代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把城市作为生命中的驿站，大多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则把城市当作了生活的归程。他们，正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大浪潮中超速变道的一代。“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深具中国烙印，体现着中国城乡二元特色的称呼，会在这一代人身上终结吗？

 　　(注：本次微调查相关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杭州草根之家及浙江工商大学甲壳虫调研协会于2011年对638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生存状况调研。感谢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胡孝斌提供调研报告)

　　稳定的工作已拴不住新民工的心

　　微数据：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初次外出年龄越来越小，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2岁。虽然新生代务工人员仍然以初中学历为主，但接受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与老一代务工人员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本次调查对象中，占47.6%的人有过四年以上的外出务工经历，三年、两年及一年以下外出务工经历的分别占17.0%、20.5%和14.9%。他们大部分换过工。有70%的人有过一次及以上的换工经历，有48.9%的人有过两次及以上的换工经历。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频繁更换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作不稳定的事实。

　　都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有着许多不同。比如他们似乎更随性，20岁的华国兰说，过了年可能就不来这个厂上班了，想去上海，因为没去过。“不要紧呀，多带点钱，到时找个旅馆住下来找个工作就好了。”面对记者的担心，她自信地说：“肯定能找到工作的呀！”

　　因为没去过，所以想去。这是代表了许多新生代民工关于未来规划的共同态度——

　　19岁的西安小伙郭艺俊，年纪不大却走过7个城市，四个省份：“趁年轻到处走走看看，体验一下”。

　　福利待遇，稳固的工作对90后来说，已经不像对他们的父辈那般有吸引力。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理想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稀缺，所以在同等工作环境下，他们更在意经历和体验。

　　22岁的白城小伙许洪羽就颇有哲理地说：“经历就是学习。多走多看，就能明白自己怎么发展更好。”

　　然而，对于那些渐渐逼近而立之年的80后来说，对稳定的工作的渴望远远高于90后。他们希望能够举家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城市。九堡镇格畈社区人数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和日益紧俏的小学就是这种渴望的缩影。

　　微数据：为什么出门打工？新生代有着更实际也更宏远的目标。想赚更多的钱仍然高居榜首，但“想出来学技术”、“我想通过打工实现创业”这两个选项紧随其后，成为新生代务工者的最强音。有超过80%的新生代表示很希望进城打工能学到各种知识技能。

　　怀揣创业梦想、缺乏创业手段是这一代人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特点。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仍然以初中为主，拥有相应职业技能的还不是很多。76.1%的受访者缺乏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打工不能打一辈子吧。”

　　“有了手艺，最好是和朋友一起搞个小生意。”

　　“等技术学成了，我也可以回老家那边看看有什么机会”……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有着更清晰的目标，更明确的梦想。这也是新生代民工在出门打工时，为何会将“学技术”、“学创业”放在他们的劳动诉求前三名的原因。这说明，新生代务工人员需求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90年生人夏学肖，来自江西上饶。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研究电子产品。中专毕业到杭州一家电子厂打工，现在已经做到了生产线的大线长。最近，他刚刚报名成人高考，打算利用业余时间把本科读出来。他说，出来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整个厂的生产运作。出于年轻人的谨慎，他并没有直言今后创业的梦想，但言语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回乡创办电子厂的雄心。

　　然而现实和理想也有着不少的距离。由于劳动时间长，培训机构远离工作生活区，对培训信息缺乏了解，负担不起培训费等多种原因，真正能实现培训学习愿望的还是少数。

　　在采访中，他们也希望政府能为新生代民工提供更多的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

　　微数据：受访者中有40%的人从事的是一线生产岗位和简单的服务工作岗位。他们平均每周工作6.2天，平均每天工作9.3小时，只有16.1%的人拥有双休日。

　　56.8%的企业有明确的加班规定，最长的加班时间甚至超过10个小时。与上一代相比，他们仍然是肯吃苦、肯奋斗的一代。

　　虽然新生代维权意识有所提高，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对有关自身权益的法律法规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多以不熟悉为主。其中就业促进法、最低工资规定、工资支付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工伤保险条例，不熟悉的人都占到了40%以上。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种说法，新生代农民工不如上一代会吃苦。果真是这样吗？

　　28岁的湖北天门人齐磊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苍老很多。他做过建筑小工，进过服装厂，当过泥工，卖过水产，始终在生活温饱的边缘，可是他还是满怀希望地向记者讲述，他要好好琢磨，发明出一种工地上用的铺设技术。如果真的成功了，那他的生活就有希望了。

　　1995年出生的曾倩，满脸还是孩子气。高中只上了一个月就出门打工。第一次进工厂，干流水线的活。半个月的夜班，半个月的白班，每个班都是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刚开始觉得非常不适应。习惯了就好了。”

　　和许多同龄人相比，这些新生代务工人员显然更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那么这种不能吃苦的评价又从何而来呢？

　　来自省总工会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部分新生代确实缺乏上辈的吃苦耐劳精神。但更重要的是，新生代务工人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要高于第一代务工人员。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

　　基本权益的保护仍然是现实中劳动群体面临的难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们已经不满足于基本劳动权益的实现，而是追求更体面劳动——工作环境，企业声望，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