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诸暨市大唐派出所，治安调解中心的牌子特别醒目;到了诸暨市法院，在立案大厅一侧，一间布置简单却温馨的调解室让人眼前一亮;刚走出法院大门，一抬头就看见街对面是诸暨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治安调解、联合调解、医疗调解……像这样的调解组织，在诸暨市有839个，拥有调解员3500余名。各类调解组织遍布诸暨市城乡。市、镇、村三级联动，基层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社会组织调解、专业调解，多层次、专业化、全覆盖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新体系，在新时期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新活力。

　　医调会成理性对话的桥梁

　　“我找过医院，进过法院，还请了律师，但还是解决不了纠纷，到医调会后，不费一分钱就顺利解决了。”发生在金某身上的医疗纠纷过去很久了，但是现在提起，金某依然会感激医调会。

　　金某曾经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后到一家医院治疗，并做了头颅骨植入钛片手术。但是2年后，金某头部植入的钛片局部断裂。金某因此向医院索赔，但遭拒绝。医院认为，植入的材料是从正规渠道进货的，有质量合格证，医院没有责任。

　　在与医院协商无果后，金某请了律师，起诉到法院，向医院索赔60万元。此后，金某得知有个专门调解医患纠纷的医调会，于是找过去咨询。了解了医调会的调解程序后，金某便向法院撤诉，转而向医调会提出调解申请。医调会召集医院和器材供应商进行了多次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医院免费为金某做更换手术，器材供应商补偿金某6万元。

　　医调会成立3年来，已成功调处近600起医患纠纷，年均200起，已逐渐成为医院和患者之间理性对话的桥梁。“医疗纠纷争议大，主要原因就是纠纷中医方的责任难以判定。”医调会副主任王西夫说，为此在调解中，医调会要发挥专业特长，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对纠纷中医方的责任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坚持中立、公平、公正，从而在群众心中增强公信力。

　　“大调解”格局是维稳大基石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不断创新，为“枫桥经验”不断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诸暨市按照“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发生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的要求，着力构建“点、线、面”结合的“大调解”组织网络。诸暨全市27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一个或多个联合调解室;全市建立了法院诉前调解、劳动争议、消费纠纷、医患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专业调委会;依托行业协会，在珍珠、袜业、五金等行业中积极探索建立行业调解组织;16个公安派出所均建立了治安纠纷调解中心。目前，全市共建立了各类调解组织839个，3500余名调解员在担当矛盾纠纷化解员。

　　由此，诸暨市逐步构建起一个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融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联合调解等资源为一体，吸纳政府力量、专业力量、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大调解格局。

　　这“枫桥式”的大调解格局成为诸暨维稳大基石。据诸暨市司法局介绍，今年1到11月，全市各类调解组织共排查纠纷及不安定因素5244件，成功调处5059件。

　　注重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12月8日，诸暨市法院联合调解中心里，老杨给山下湖镇的草莓苗木种植户童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案子争议太大，难以调解，让童某准备起诉。老杨叫杨能范，是诸暨市法院联合调解中心的副主任，曾多年担任基层法庭庭长。退休后，老杨被返聘到调解中心，当起一名专业“老娘舅”。

　　在老杨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厚厚的两摞案卷。打开老杨的电脑，里面详细记录着这一年来调解的纠纷情况。今年1月到11月，老杨已经成功调解了近200件纠纷。

　　但是也有老杨“搞不定”的案子，比如童某的草莓苗买卖合同纠纷。老杨在了解了另一方的想法后，发现双方在草莓苗的质量问题上争议很大，而这个问题又比较专业。因此，他觉得调解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通知童某准备起诉。

　　在着眼于案结事了、调解为先的前提下，诸暨市对调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提出了要求。调解场所进行统一规范化建设，调解员实行考试合格上岗制，各专业调解组织在调解专业纠纷时要体现权威和公信力，以《人民调解法》为法律依据，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促进当事人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