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化操作

　　其实，在浙江出台相关规定之前，中纪委、中组部等都曾经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业作出过限制性规定。

　　可是，中纪委、中组部以及《公务员法》等对官员辞职下海虽有规定，但并无具体细则，缺乏操作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认为，浙江省在全国首次具体规范官员的辞职后从业行为，可谓开风气之先。

　　宋世明对记者分析说，在辞职从业的限制范围方面，浙江省的新规特别提出，“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业范围以机关所管理的行业为限制范围”；此外，将“原任职务”包括现任职务和辞职前三年内担任过的其他党政领导职务，“这就更加具体细致，防止那些狡猾者玩‘猫鼠’游戏。”

　　另外，浙江省规定对官员辞职后从业行为进行跟踪，要求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在退休后的前三年内，每年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离职后的从业情况。“在《公务员法》尚未实施的情况下，浙江省颁布相关规定，主动积极采取行动遏制期权腐败问题，是好事。”宋世明说。

　　执行很难

　　专家认为，由于受相关规定的框架限制，新规不可能提出强有力的执行和处罚措施。更具体的困难是，在缺乏对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财产公开制度、经济审计制度等制度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期权腐败”行为，调查和跟踪官员下海的腐败行为，存在难度。

　　再如，浙江新规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也在《公务员法》表述的范围内，依然是“没收从业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措施。这样的惩罚过于温和，难以起到警戒作用。

　　浙江新规出台后，浙江省委组织部保持低调，很少接受记者采访。省委组织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财经》表示：“压力很大，因为执行比较难，而且其他省都还没有规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辽宁、山西、湖北均出台政策，以停薪留职或保留基本工资鼓励官员在民营企业就职或创办企业。在中国“官本位”思想和“权力私有化”并存的态势下，如何构建正常公职人员的退出机制，如何在保证党政干部“能上能下”的同时避免权力腐败，依然是复杂而又敏感的课题。王俊表示，上一轮官员“下海”潮到2003年地方换届后减缓。下一次换届是2008年，此时颁发规定，有预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