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06日讯 4月29日下午，杭州市法制办主持召开《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立法听证会，当天参加听证会的主角是杭州市各行业自愿报名以及经单位推荐的14位代表，其中3位是老烟民。

　　无论烟民还是非烟民，对公共场所控烟基本没有异议，但对如何实现控烟以及禁烟，则言人人殊。

　　杭州是国内最先为控烟立法的城市之一。按照计划，5月《条例》将递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提交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据了解，目前杭州有250万烟民，而不抽烟的约550万人，在公共场所是应该控烟还是禁烟？从何处入手可以实现最佳的控烟效果？这些话题成为了此次立法听证会的焦点。

　　学校禁烟：室内，还是全区域？

　　草案对学校禁烟列出专条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全部区域和各类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及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室内区域不准抽烟。

　　听证会代表、退休教师、民盟成员计惠玲认为，应该将所有教育机构的禁烟范围扩大到全区域，而不仅仅是室内区域。“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中小学生也应和对待幼儿一样进行全面保护。”

　　草案起草人、杭州市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应旭旻解释说，根据国际惯例，禁烟主要在室内，即“见不到天的地方”。将中小学和幼儿园区分对待，正是考虑到这个特殊性。

　　除此之外，第十五条还对校园售烟做出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禁止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出售卷烟、雪茄烟。香烟经营者应当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禁止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购买卷烟、雪茄烟的标识。

　　杭州市人大代表史良才说，这条如何落实颇费思量，虽然以前已有相关条文规定，但执法向来是个难点，杭州如何将这个条款落到实处？

　　此次听证会特意选取了两名大学生作为听证代表。浙江工商大学一名学生党支书记陈春雨坚持认为，学生的控制力弱，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难以拒绝香烟的诱惑，应该在校园范围内禁烟：“学生时代抽烟很可能伴我们老去”。而“老师抽烟，让学生很伤心，应该在校园范围内禁烟，禁止在校园内售烟。”

　　另一名浙江工商大学听证代表杨扬则表示：“一个老师当着学生的面吸烟，怎么可以呢？”在准备听证会发言期间，杨扬曾经在大学生中做过小型调查，在吸与不吸的选项当中，绝大多数学生觉得在公众场所抽烟“不太好意思”，说明大多数人有控烟意识。

　　吸烟区是否有效？该如何设置？

　　在草案中，控烟的最大措施是设置吸烟区，如住宿、餐饮、棋牌房、洗浴中心等场所，允许吸烟的包厢应该在50%以下，酒店客房、包厢以外的区域可以设置吸烟区，但不能超过总使用面积的5%。

　　但多名听证会代表认为，这两个量化标准缺乏可行性，其中“餐饮场所的禁烟难度很大”。

　　杭州餐饮旅店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孙文艳说，她希望“所到之处闻不到烟味”，但立法要客观，要“公平、可操作，有前瞻性、现实性”。包厢是私密环境，对包厢以外的人不构成影响，而在包厢里都是烟民的亲人、朋友，可以由他们自己协调，“50%不是很有必要”。而使用面积的5%划为吸烟区也很难确定，万一有人在大厅吸烟，“也只能劝导而不能强制”。

　　钱江频道节目主持人武大海也是听证会代表，他曾经做过一个节目，试着劝导在餐厅抽烟的烟民，结果大部分烟民反问：“为什么不让抽？我花了钱的！”而餐厅经理说：“顾客是上帝，伺候他都来不及，怎么会跟钱作对？”

　　武大海认为，即使授权给经营业主相应的执法权，“他们也可能没有责任、义务、能力去执法”。与其让餐饮企业劝导烟民，不如禁止售烟。

　　杭州市卫生监督所副科长金涛认为， 5%使用面积设为吸烟区并不可行，比如一个5万平方米的商场，要设500平方米的吸烟区？

　　但应旭旻认为，一方面规定吸烟室不能用作他途，必须有专门的吸烟室；另一方面如果不做5%和50%的规定的话，业主可能会说“整个场所都是吸烟室”，会钻法律的空子。不过他也承认，经营性餐饮场所是倡导控烟。“要考虑到杭州的实际情况，一步到位很难。”

　　不过，对这个“可操作性”，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武大海认为，“哗众取宠”未必不可行，美国有些州的法律条文看起来非常滑稽，但大家都记住了。

　　作为浙江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医师徐越，却令人意外地反对设置吸烟区：“设立吸烟室的效果不好。”吸烟区的空气污染浓度是公路的6倍，设立吸烟区防止不了烟气飘到非吸烟区。此外，通风系统是楼层间相通的，只要有一个吸烟者，其他房间也会受到污染，所以必须完全禁止吸烟才能达到目的。

　　因此，“营业性场所应该分批完全禁烟。”徐越在多年的临床研究中发现，二手烟会导致多种疾病，而公众却对此缺乏认知，法规一直在忽视不吸烟者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提出，100%禁烟才能保护市民不吸二手烟。而从现实来看，中国香港和美国，都没有因为禁烟对餐饮和旅游业带来影响。”徐越说，香港的控烟立法就是逐步加紧、限期跟进，不是一步到位。

　　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杭州市部分禁烟场所为52.4%，完全禁烟场所为33.3%。据杭州市疾控中心调查，杭州市80%的非吸烟者、65%的吸烟者赞成控烟立法，“因此完全有可能分步禁烟”。

　　谁来执法？罚款还是劝导？

　　草案将卫生行政部门确定为执法部门，但考虑到执法力量，又规定了对其他组织的委托执法。

　　从今年3月份起，杭州市卫生局联合城管、公安等部门，已经在下城区的一些餐饮等公共场所试点联合执法。但代表们认为，不能将委托对象局限在“组织”，个人应该也可以，而且效果更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职工陈雪亭认为，群众基础具备条例实施的条件，“5亿人抽烟，剩下的8亿人是不抽烟的”。他举例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控制公共场所吸烟，北京奥组委聘请了10万人上街劝导控烟，杭州或许可以效仿。

　　杭州市政协委员杜耀庭也认为，志愿者应该有权利和义务进行劝阻，而且志愿者劝导的效果比城管执法要好。比如有人在卫生间或者包厢内吸烟，城管是否能闯进去执法？

　　已经参加了27次听证会的崔盐生说，要建立执法队伍，“光靠城管也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武大海说，可以赋予志愿者公共场所执法权限，像交通协管员一样，虽然没有执法权，但市民应该听从调度，同时执法志愿者的选拔过程就是最好的宣传。“我们甚至可以立法授权给所有杭州人，按照规定，个人行动的2米半径内就是禁烟区，有人在此半径内抽烟就可以劝阻。”

　　武大海说，政府要懂得利用媒体，而不是仅仅要求媒体上传下达。

　　孙文艳甚至认为，可以考虑将特定人群的周边设定为禁烟区。“除了小孩，孕妇也应该受到保护，儿童、孕妇和有气管系统的疾病的人等特殊人群在场时，提示后，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临时性的强制性禁止吸烟。”

　　对于罚款作为执法的主要强制措施，陈雪亭认为其实效果不好。“以前曾规定在公共场所随地吐一口痰罚10元，有人拿100元出来，吐10次怎么办？你现在规定抽一支烟罚100元，我拿1000元出来，抽10支行不行？”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要求出台更严厉的禁烟措施的呼声，孙文艳认为，柔性执法很重要，一定要让民众自觉，而不是感觉被强迫。“如果立法太严，高压线很容易碰到的话，效果并不一定好。”

　　金涛提出对个人处罚的可行性：对个人罚款100元，难度很大，他不交怎么办？卫生部门没有任何强制权，即使有也不能因为抽烟而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如果个人没有带现金，难道当场刷POSE机？

　　草案中有对制止抽烟不力的经营业主进行处罚的条款，杭州市网吧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黄柏松对此有点担心：“这方面条例如果把关不严，恐怕条例将会成为某些执法部门的赚钱工具。”黄柏松强调，“不能把条例作为创收的依据”。

　　“香港的法治水平和执法能力，是绝大多数内地城市无法比的。”武大海说，草案对媒体禁烟宣传作出了要求，在实行时要有创意，深入人心，运用媒体智慧，而不是传统的方式去宣传。

　　怎样对待烟民？

　　作家韩魏是杆“烟枪”。他认为应该学习香港，完善控烟配备，让烟民有个安全抽烟的地方，对控烟的成效会更正面。

　　“我是烟民，瘾很大。有小孩的地方、医院、文化娱乐场所、会议室，我是不抽烟的，但烟瘾一来，很想找个地方去抽。”韩魏说，香港街头很多橙色小圆桶，就是烟缸，上写‘抽烟专用’。三五步一个，“连烟灰都落不到街上”。白领们很悠闲地站在桶前抽，“我知道抽烟在此是安全的不违法的，不会被赶来赶去。”

　　韩魏说，这不是给烟民特殊待遇，而是对一个烟民的体贴和尊重。他希望在执法中能加些这样的意识：为吸烟的人准备一些配套设施，设置扔烟头的地方。在执法中注重城市创意，使烟民感觉到一定的自由。

　　“刚才的代表发言感觉烟民要被严打，我文化不低、医学知识有、但就是戒不掉。”韩魏说，与其用民众笼统的正义感控烟，不如专业人士制订有效的条例，专项基金去研究，越专业的研究越让条例操作简单，还可以借助文化媒体进行项目合作。

　　香港的慈善基金会资助相关节目和影视剧，使社会进入良性的自我管理，而不是强制管理，“民众感觉不到这是在宣传”。一个新法规的效果，也不在于执法的松紧，而在于操作时的可接受性，做些有创意的项目比纠察队和红头文件强太多。

　　韩魏认为控烟是文化，而非仅仅是法制问题。“以前温州的漂亮姑娘穿睡衣上街，以前抽烟的人感觉动作很优雅，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要是被罚一下，可能抽得更狠。但如果你告诉孩子，抽烟会让牙齿变得很难看，可能比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更有效果,“所以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社会心理。”

　　应旭旻最后表态说，条例的目的是倡导戒烟，针对目前杭州有250万烟民，约550万不抽烟，要一步到位并不可能。香港从部分禁烟到全面禁烟，也用了5至10年的过程，而杭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