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存量，浙江把眼光瞄准传统产业，推动企业由“低小散”向“高新尖”发展，推动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化。

　　于是，传统的纺织业“变脸”了。我国最大的纺织基地绍兴，长期存在着“一流设备、二流技术、三流价格”的短腿。2008年，入住绍兴轻纺城的多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组织下，联合成立了纺织研究院，聘请专家实施科研攻关。2009年开始，绍兴很多规模纺织企业开始大量聘请海外雇员，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全球时尚中心也都有了绍兴人自己的设计中心。向设计、营销这条国际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绍兴纺织业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凤凰涅槃。“七色彩虹”是对美出口最大的中国针织面料供应商，以往生产的普通面料，售价仅为每米10元左右。升级后，每米面料可卖到60多元。

　　产业集群之路加速启动。“领带之乡”嵊州市，不再着眼于“一根领带打天下”，相关产品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家纺、丝巾、服装……许多企业还一改在嵊州埋头生产、坐等经销商上门取货的经营理念，主动出击到全国各地进商场、设专柜、开品牌店，扩大营销网络。嵊州市政府也因势利导建起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构筑集交易、仓储、展示、科研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市场群，推动简单集聚的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化。

　　拆解业是台州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些企业在为台州制造业提供源源不断原料的同时，拆解过程中也产生大量的油污、废水、废气……转型升级是不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齐倒掉？台州人倒掉了“脏水”留下了“孩子”。“齐合天地”是台州最大的拆解企业，如果你现在再到该厂，会看到花草遍地，绿树成荫，俨然一座花园。是技术创新让该企业完成了蜕变：原先拆解电线时靠燃烧分离出铜丝，现在用机器分离，100%解决了废气问题。

　　由“低小散”向“高新尖”转化，企业实力必然大增。近日，温家宝总理来浙考察的浙江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采用目前国际电梯曳引技术最先进的驱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具有能耗低、绿色环保的特点。浙江杭叉工程机械集团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有效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目前这个企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机动叉车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推动广大中小企业做强做大带来什么结果？浙江人久久期盼的“老虎”终于出现了！不独是吉利、娃哈哈、阿里巴巴，名不见经传的杭州海兴电器公司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一口气签订了4家海外工厂投资协议；以生产汽车配件万向节闻名的万向集团，在“严寒”中逆势而上，已在电动汽车产业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浙江在做好“增量文章”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以发展支撑力强的大项目为依托，努力把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光伏产业是未来能源产业发展的方向。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浙江已经成为我国光伏产业大省。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首推薄膜电池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太阳能电池生产迈入“薄膜时代”；国内首个屋顶大型光伏电站系统也在浙江投入运营。

　　新昌是个山区小县，依托高新技术支撑，三花集团开发的“新型微通道换热器”一年半时间申报了52项专利，能效提高30%以上，体积减小30%以上，材料重量减少约50%。一个高科技产品，让这个企业在同行业一举领先。

　　尽管陆域面积小，但浙江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海洋资源大省。在转型升级中，浙江当然没有忘记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做“强”海洋天更阔。

　　有一件事让宁波人一直心绪难平：长期以来，货到货运，货运货到，一船船一车车货物仅仅是从宁波港过一下手而已。宁波港得到的只是“一颗汗珠子摔八瓣”的装卸费。尽管近些年港口吞吐量节节攀升，但效益始终没有突飞猛进。宁波北仑区区长华伟把症结归结为：“酒肉穿肠过”。

　　现在，宁波人开始把港口变成市场平台：发展港口物流业，建设物流园区，培育物流中介组织。这一变化，带来的效益是惊人的：拿正在建设的钢材交易市场和煤炭交易市场来说，以前，每年顶多只能收到10多亿元装卸费，而通过市场平台交易后，每年的销售收入将超过200亿元。

　　过去，渔民捕上鲜鱼后，经过简单冷冻就销往市场，个头小的、粗加工剩下的都当废料丢掉。现在，经过延伸产业链条，许多东西变废为宝。记者在象山县石浦南方水产公司看到，原本被当作废料丢弃的鱼骨，加工成松脆美味的休闲小食，售价高达每公斤91元。

　　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也使浙江的服务业加快推进转型升级——2009年，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5%，对全省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7.6%。三产对浙江经济的贡献首次超过工业。

　　大家对刚刚结束的“杭州国际动漫节”可能还记忆犹新。你知道吗？“杭州制造”的国产动画片，不但占领了国内荧屏，还冲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2009年杭州共生产原创动画片35部、1477集、27409分钟，产量居全国第一；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的优秀动画片共8部，同样居全国第一。

　　转型升级不能只局限于经济结构内部。社会环境优化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执政能力提高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保证；只有社会环境、执政能力一起升级，可持续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转型升级是个系统工程，不能只局限于经济结构内部。如果社会环境没有得到优化，执政能力没有根本提高，那么经济转型升级就很难取得成果。这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共识。

　　基于这种认识，浙江把社会环境优化、执政能力提高，当做转型升级的两翼，促两翼齐振，让整个系统一起升级。

　　青山郁郁，碧水潺潺，绿荫间田舍掩映，江南六月风光宜人。

　　浙江是全国生态环境最好的省份之一，除了江南鱼米之乡的自然禀赋，还得益于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倾力打造。特别是进入发展新阶段后，浙江加大力度推进环境整治、循环经济和生态省建设，以此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优化社会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这是浙江率先发出的强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地处浙江西部天目山区的安吉曾是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这个县的“污染名号”同样闻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纸、化工、建材、印染等企业遍布全县。导致青山被毁，污水横流，严重的水污染危及下游的太湖。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黄牌警告，安吉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

　　痛定思痛。安吉人果断关停了污染企业，并把“生态立县”作为发展战略。近3年，170多个50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因环保评估不达标被否决，其中超亿元的项目有10多个。全县大力发展以竹产业为龙头的生态高效农业，获得“国家生态县”称号。“山峦青翠、河流清澈、空气清新，经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环境优美。”这是国家环保部门对今日安吉的评价。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上海、南京、杭州的居民，纷纷把安吉作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每逢周末，安吉的山山水水间到处可以看到嬉戏、漫步的外地游客的身影。安吉农民依靠生态发家致富：2009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1326元，高出浙江平均数1319元；县财政增幅连续3年走在浙江前列，2009年增幅荣登浙江县(市)榜首。

　　在安吉带动下，浙江生态县建设如火如荼……最近，浙江省委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决定召开省委全会，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赵发春在当年“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枫桥镇摆水果摊已经多年。来自湖北的他笑呵呵地告诉记者：“山好水好人好治安好，住在这里，特别有安全感！”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营造和谐环境是我们执政的宗旨”，枫桥镇上的这些标语是对“安全感”的最好诠释。

　　“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多写一个字，少打一张牌”，“多看名角，少些口角”，行走在浙江农村，这样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没有平安的富裕，是缺少保障的富裕；没有富裕的平安，是缺少依托的平安。只有社会环境优化，转型升级才有基础。”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这么认为。

　　在抓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浙江千方百计优化社会环境：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打造“平安浙江”，便是工作的抓手。

　　省委、省政府一方面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乡镇综治工作中心为平台，推进平安工作网络向基层延伸，让综治进村居、进社区、进民企。目前，全省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建成率达到96%，有综治信息员5万多人，建立各类调解组织5万多个。

　　另一方面，强化宣传教育——通过提高群众素质，让群众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自己化解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为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浙江省2003年推出“领导干部下访接待”制度，连续8年，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基层乡镇长，定期约访接待群众。

　　为保证这一制度落到实处，省里坚持常年抓“三头”不松懈。何为“三头”？抓基层源头，抓问题苗头，抓落实领导责任制的“头头”。

　　“三头”齐抓，尤其是头头带头，“下访制度”出成效便是必然的了。群众这样评价“领导干部下访接待制度”：“干部来下访，群众少上访”；“下访抓‘三头’，矛盾无出头”。

　　“要根本消除矛盾，还要‘以文化人’，让文化渗透进村，使人有书卷气、村有文化味。良好的文化环境能提升人的品质。”诸暨市委宣传部长姚汉松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化人”心得。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建设“平安浙江”的基础。连续多年浙江都将新增财力的2/3以上用于民生改善；养老、医保、教育等社会保障指标都名列全国前茅。

　　一枝一叶总关情。作为我国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大省，浙江暂住人口约有1800多万。省里明确提出，让“平安”惠及生活在浙江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在嘉兴平湖打工10年的河南籍农民工周国平，喜滋滋地领到了居住证，一家三口都成了这里的新居民。他说，“别看居住证与暂住证只有一字之差，身份的改变，让我们更安心。”如今，居住证制度已通过人大立法在浙江省全面推开。

　　浙江各地、各行业都在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尽力。绍兴县率先提出“失土农民有保障”，给农村老百姓发上了“退休工资”；嘉兴拿出3.5亿元补贴，在全国率先实现养老城乡一体化；舟山的海岛渔民，面对蓝天大海，住着别墅式的新居，让游客艳羡……

　　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解决好劳资双方的关系问题，不仅关乎着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也关乎着社会的稳定。浙江省各级工会找准定位，不做“花瓶”、“摆设”，而是把自己当做劳资和谐的“红娘”和社会安定的“稳压器”。

　　全省县以上地方工会和部分乡镇工会都建立了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为困难职工群体提供包括法律维权、职业介绍、困难帮扶、心理咨询、就业培训等多种服务，使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职工在工会找到回家的感觉。义乌市总工会维权帮扶中心首创的社会化维权机制，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获得中国公共管理创新奖；宁波北仑区建立的党政主导、工会牵头、各方协作的社会化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有效地降低了劳动者维权成本，缓解了社会矛盾，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劳动者近距离得到救济提供了帮助，成为新时期社会管理的成功样本。

　　这些年，不少地方劳资矛盾凸显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企业效益年年翻番，但一些企业职工工资却不见涨。

　　尽管有关部门一再要求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让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工资问题。但收效甚微。

　　现在，这一难题在浙江得到破解。政府、工会、企业一起努力，“工资共决”覆盖面占到全省企业的70%以上。在羊毛衫生产基地温岭新河镇，由羊毛衫行业工会与业主委员会分别代表职工方和企业方，对整个行业的职工工资进行协商谈判。协商制定统一的工时、工价标准。“工资共决”后，工人的工资年均增幅达5%以上。

　　由于注重社会环境优化，浙江成为我国社会治安最好的省份之一。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浙江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居全国前列。去年初的“裁员潮”和今年初的“用工荒”，在浙江也都没有明显显现。这一切，保证了浙江经济的平稳运行。

　　如果说社会环境优化，被浙江当做保证经济转型升级的左翼，那么执政能力提高，则被当做保证经济转型升级的右翼。赵洪祝经常强调：“执政能力能否提高，决定我们转型升级的成败。”

　　执政能力主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水平表现出来。为此，省委下大力狠抓各级党组织的学习型党组织创建，狠抓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狠抓各类干部的交流轮岗，力求通过学习、实践两条根本途径，全面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创造力、决策力、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