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善军：雪中的西西弗斯
中午12点30，吃过午饭唐善军就上路了。在体育场路，从高架到中山北路之间，这是他需要清理的路面。
这是杭州的第三场雪，纷纷扬扬下了一个上午，下午开始下雨。
“我不知道一天需要扫多少次，反正一天都在不停地扫，不下雪的时候要轻松些。”唐善军说。他把街道上融雪的积水往下水道扫去，扫过的路面马上又有融水聚集了过来，于是他又重头再来。就像西方神话里那个受惩罚的西西弗斯，重复着把石头推往山顶。与神话人物包含的形而上的意义相比，他的生活形而下。
在他的身边，汽车来来往往，他不时要避开汽车溅起的污水。“我和老婆一起从江苏徐州过来的，想来看看大城市。”他说。在徐州老家，他开过铲车，那份工作在他看来缺乏趣味。他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4岁，小女儿6岁。这些都栓不住他的心。尽管目前拿到的工资和在老家时差不多，他还是乐意待在杭州。
“杭州是个很好的城市。”站在中国建设银行高大的楼前，唐善军看着对面的比萨店、肯德基店和韩国料理店。不远处是终日开着橘黄色灯光的服装店。这就是城市，充满着形形色色的物质。尽管工作辛苦并且危险，数天之前，在德胜高架德胜中路路段，一名环卫工人被撞飞了。但是唐善军还是喜欢每天从这些高楼大厦之间穿过，无数次打量过里面的琳琅的物品。
当然，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经过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希望进入这个城市的繁华。如今，每一天的经过就是一次碰壁，在这一点上，他和西西弗斯具有共同之处，不停碰壁然后又不停重新再来。如何成为一个杭州人？这显然是很多人的问题。
卢建华：天桥上的孤独琴手
即便是雪停了，在这段时间，杭州夜晚的气温也总是低于零度。卢建华坐在某繁华地段的天桥上拉一把破烂不堪的马头琴，说，“北方人适应了，不冷。”他穿着一件薄薄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同样薄薄的西装，双手赤裸在寒风中抚弦拉弓，一曲《杜十娘》，琴声如诉。
“我是河南鹿邑人，年前到杭州来的，以前也来过杭州几次。”24岁的卢建华很早就出来卖艺乞讨，到过上海、萧山、余姚、温州等地。在他流浪的这些年里，中国的收容制改成了救助制，但是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还是在街头卖艺，被收容，后来的说法是救助，送往老家，然后他又重新坐火车出来。就这么往复。变好的是，“救助制实施之后他们不再摔我的琴，还是收容制的时候他们不仅要抓我还要摔掉我的琴。”
“我不能回去，回去根本活不下来，那里太穷了。”卢建华说。卢建华的眼睛不好，什么东西在他面前都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他没有劳动能力，即便是薅草，也会连同秧苗一样薅掉。“我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得到他们嫌弃我。就是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如果家里有一个残疾孩子，父母也会嫌弃的。”他说他并不怪父母，只能怪自己没用。现在他的家里有父母和已经结婚的弟弟，种着七八亩地。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之后，他们的生活才有了好转。“能吃饱了，但也没有什么余钱。”他说。
卢建华每天晚上在八九点之后才会到天桥上来卖艺乞讨，拉到十点半的样子就离开。“白天不敢出来，怕被抓走。这段时间过春节，管得松些，平常我是不敢来这儿的。”他说。这个时候经过天桥的人并不多，天桥下街道上的车辆倒是从来不会少。
“我知道杭州是个文明城市，我们乞讨的人影响了市容。”他说。在救助站里，他也曾问过工作人员，杭州有没有福利工厂，他想到工厂里干活。但是工作人员告诉他，杭州的福利工厂只接受杭州本地的残疾人。工作人员让他到老家的福利工厂去工作。
“那个穷地方哪会有福利工厂呢？健康的人都养不起，能养得起残疾人吗？”卢建华希望杭州有一个允许外地残疾人工作的福利工厂。他希望在工厂里上班，一个月有固定的收入，下班之后可以去逛街去买东西，过正常人的生活。
十点半他开始收拾琴，这个时候天桥上已经少有人经过。他的身影被耀眼的路灯投射在冰冷的空荡荡的地板上，显得悲凉无比。
采访后记：
我的领导让我去街上采一组人物群相回来。于是我很快从办公室来到了街上。我热衷于干这件事情，我来这座城市不久，我迫切地希望走近她。我带着我的相机和笔在街上跑来跑去，我忠诚地记录我看到的一切和听到的一切。
在这个城市，每个地方都会发生一场雪仗，每个地方都可能堆起一个雪人。显然，尽管大雪造成交通阻塞，造成数万人无法回家，但是对于杭州城的人来说，也带来了普遍的快乐。当我坐着公交车从街上经过，一路上我能看见无数快乐的笑脸。但是我知道我无法停留于此。有更多为雪而忧愁的人正躲在地下道，躲在高架桥下，躲在没有人的角落独自舔舐伤口。
我匆匆而过，和他们交谈。一个从山东来的62岁的每个月拿800块的老头不愿意和我谈话，不愿意说他的故事。“告诉你了我就能每天喝上热水吗？”他问我。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喝热水的地方。他的老伴58岁，和他做一样的工作，那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说在山东老家，凡是有客人来，都要留下吃饭。她用一句山东方言表述了一遍，让我留下吃饭——在隧道口，就着装在热水瓶里的稀饭吃一个馒头。
我把被雪围困在街道上的张奶奶搀扶着到了家，在她逼仄的房间里喝了一杯热牛奶，听她说去香港的见闻。
……
这就是我的采访，我细细去体味这些。我们放低视角，从个体入手。我们不是想让读者抹一把眼泪，而是想提出更多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