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

　　眼下两桩社会痼疾治理结果之迥异，略加探析或可获得不少启示。

　　从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算起，“醉驾入刑”已施行一个月，梳理众多判例即可发现，各地公检法部门均采用了“一律入刑”方式，已判案例中无一缓刑，如此严刑峻法，效果立竿见影——据公安部统计，实施前半月，全国查处的醉酒驾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5%，日均查处数量较去年全年日均查处数下降43%。“醉驾入刑”对醉驾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

　　反观食品安全领域，有毒食品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却也未能阻其继续“上蹿下跳”，尽管相关部门三令五申，问题食品依然层出不穷，仅近期爆出的，就有瘦肉精猪肉、过期面包、染色馒头、毒豆芽……近乎处于失控边缘。这种判若霄壤的治理效果也就催生了一个问题：何不像治理醉驾那样治理问题食品？

　　“醉驾”之害众所周知，以“醉驾入刑”重典治乱也是人心所向，那么，动辄危及成千上万消费者生命安全的有毒食品，其严峻程度比醉驾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三聚氰胺”事件，就有几十万婴儿受害)，更应该从严治理，从重处罚。“醉驾入刑”的一些经验，可以为食品监管提供有益借鉴。

　　“醉驾入刑”为什么效果好？一是有共识，“醉驾”分分钟危害路人生命安全，沉痛的教训让“醉驾入刑”获得公众大力支持。二是违法成本高，一旦醉驾，就是6个月拘役，是公务员还得开除公职。目前的判例中无一缓刑也足可体现其震慑力度。三是部门职责清晰，对于醉驾案件，先由公安部门负责侦查，侦查结束后由检察部门审查起诉，最后由法院审理判决。

　　以此对照食品监管，反差十分明显。当然了，打击有毒食品有着不能再“共”的共识，没人不需要吃东西，这也是食品监管从重从严的民意基础所在。但是，目前食品安全违法成本之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部门职责不清导致的推诿扯皮也让人大跌眼镜。

　　《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和最高罚10万元的标准，对于企业和商家来说，不过是毛毛雨，动辄产值过亿的企业，哪会在乎这点赔偿和罚款？如果对于问题食品厂家能像惩罚“醉驾”那样，罚得它肉疼，一旦食品有毒，就刑拘企业法人、“集体诉讼”、处以天价“惩罚性赔偿”、取缔市场准入资格，黑心厂家还会如此肆无忌惮吗？

　　再说食品监管“九龙治水”痼疾，以“毒豆芽”为例，农业部门认为是生产加工环节的问题，该归质监部门管，流通环节出了问题，该归工商部门；质监和工商部门又认为豆芽是豆子发的，是农产品，应该归农业部门。在沈阳“毒豆芽”事件中，涉及的工商、质监、农委等职能管理部门就都是一个说法——“不归我管”。一会是“分段监管”，一会是“品种监管”，治理问题食品何时能像治理“醉驾”那样“传球”而不是“踢皮球”？

　　问题食品也是社会公害，而“醉驾”的由乱而治则让我们看到了食品监管“河清海晏”的曙光——在食品领域，不妨也来一次“醉驾入刑”吧。